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沈從文:《過北海後門感事》

過北海後門感事

依依宮牆柳,默默識廢興。
不語明得失,搖落感秋深。
日月雙轉丸,倏忽萬千巡。
盈虧尋常事,驚颷徒自驚。

詩意簡註:

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生死線。對新時代的來臨,他卻疑慮不安,心情鬱悶。在困惑中,他割腕自殺,然獲救。從此,其一生斷然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雖然沈氏逃過「反右」一劫,但他很多好友,連他的長子也被打成右派。其學生汪曾祺也成了右派,原因之一就是爲沈從文說過抱不平的話。被稱爲「反共老手」的沈從文,當然難逃「文革」之浩劫。沈從文遭抄家,被罰掃女廁所,後來又被趕到鄉下看菜園,當豬倌。

經過如此漫長而崎嶇的歲月,沈從文成了一個沉默的人。一九七一年冬,沈氏因心髒病申請回京。一九七二年冬,沈從文這個「沉默的人」,卻敢於寫下這首石破天驚的感事詩。北海毗鄰的中南海,是國家的權力中心。伏家芬先生曾在《當代詩詞》行文論述沈氏此詩:「此詩以比興手法,惋歎「「四人幫」之盛極必衰;蓋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此雖短章,卻極有分量,因其委婉悠圓,有才不露也。」

晚年沈從文處境的改善,皆因海外掀起的「沈從文熱」,并傳回國內的文壇。沈從文從一個「反動作家」,「有爭議的作家」變成了出口轉內銷的「國寶」。然沈氏已看淡個人的毀譽得失,有言:「持平守常。」香港學者曾敏之曾有七律頌沈氏,詩中兩聯足可概括沈氏之一生:「早歲才情文倚馬,晚年研古器精純;坎坷不墜青雲志,報國猶存赤子心。」


梅振才編著:《文革詩詞鈎沉》,香港:明鏡,二〇一〇年,頁三二二—三二三。

2012年1月12日星期四

謝詩堅:《公民社會對政治的回應》

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和演變,基本上有三個層次必須關注的,除了民主制度及政黨政治外,第三個就是公民社會或說民間組織對政治的推動,這可分三個階段來談。

第一階段,從戰後1946年到1969年的513事件,是政治人物和左翼思潮領導民間社會群起抗爭與改革。首先要提及的是巫統的誕生。它是在1946年通過馬來人大團結而催生的。確切地說,是因為有41個馬來團體的支持和響應,展示了巨大的力量而使領導人信心倍增。主要的目的是反對英國強力推行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憲制,結果導致英國殖民政府改弦易轍,才有1948年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的出爐。

由於主導力量是政治人物,也就是時任柔佛署理州務大臣的拿督翁,因此即使左翼馬來國民黨(PKMM)三個月後掉隊,也無法阻止巫統的組成和壯大。這就是說,公民社會運動是在政治人物或說政府人物的領導下發生了作用,單靠公民組織而無顯赫精英人物,在當時是無法塑造出一個政治體制來。

在華人社會方面,主動權先在公民社會,而後才輪到政黨接管重要工作。例如在1954年當教總主席林連玉促成董總成立之後,他就積極地向馬華及巫統闡述他對華文教育政策的堅持與不妥協,並在後來達成「協議」,以換取華社對聯盟的支持。

林連玉後來也爭取到馬華公會及聯盟在1956年《拉薩報告書》確保華校的地位,因此讓華社滿意;報告書也成為1957年教育法令的基礎。但林連玉不是事事順心順意的,後來他成了強烈反對1960年《達立教育報告書》的第一人(這份報告書成為1961年教育法令的基礎,規定華文中學要麼接受改製成國民型中學,要麼成為獨立中學)。他揚起民族教育的大旗,換來的是他的教師證被吊銷,公民權也被剝奪了。後來,左翼社陣勞工黨接過林連玉的民族主義大旗,參與並引導華教鬥爭。

來到1967年勞工黨發起的檳城大罷市,就是典型由政黨領導公民社會的大鬥爭。其目的在於抗議政府因英鎊貶值而宣佈舊幣(印有英女王肖像的鈔票和錢幣)貶值15%。由於關係到人民切身利益,雖然示威遊行只在市區引爆,但商店及巴剎在勞工黨人勸告下群起響應,紛紛關門結束營業。政府擔心各州群起示威,急切宣佈所有錢幣等值使用,使民間交易不因錢幣不等值而大傷腦筋。

此後,走激進路線的勞工黨宣佈杯葛1969年的大選,但由於黨員林順成在塗寫標語時中槍逝世,龐大的出殯儀式在投票前夕舉行,而在首都成為政治大課題。反對黨在那年選舉取得較好成績;大選三天後,爆發「513」種族衝突流血事件。

公民社團再次展現威力

第二個階段是1969年的「513」到1990年的兩線制的鼓吹。這一時期公民社會也起了一定的變化,不再事事由政黨主導,而是民間團體也參與其中,成為領導一方的新形勢。

最明顯的是在1974年的華玲反飢餓運動,還是馬大學生領袖的安華領導他的大學生班底及穆斯林青年陣線(Abim)組織了一場群眾運動,因而在內安法下被扣留兩年。這讓安華成功為自己紮下政治根基。安華父母親均為巫統地方領袖,其家庭背景也有助於他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果然在1976年被釋放後,安華就一頭栽入領導民間的「反社團修正法案運動」(反對政府將註冊社團分成「政治性質」與「聯誼性質」),並取得決定性勝利,安華成了家喻戶曉的紅人。

1981年,安華加入了巫統成為一顆政治明星。1982年大選,安華出征老家檳城威省峇東埔國會議席。這是場硬仗,因為這是伊斯蘭黨的強區,安華有需要向巫統元老證明他是草根湧現的實力派,不是躲在在安全區勝出的人。從這邊顯示安華先是依靠民間力量,再結合政黨力量開始其從政之路。

烈火莫熄燃起公民社會抗爭

1982年大選中,許子根與郭洙鎮是直接由董教總「甄選」出來的華校精英。董教總一向以來是民間組織,它比林連玉更明顯地派出「自己人」加入執政黨,尋求華教前途的保障。但馬華及行動黨不能接受董教總提出的「三結合」理論(執政黨、反對黨與民間團體的三結合),更對所謂「打進國陣,糾正國陣」不屑一顧。

八年之後的1990年,董教總的林晃升提出了「兩線制」來取代「三結合」。這種由民間倡議,而交由政黨推行的主張,也只有民主行動黨承接下來。當時在朝的馬華、民政乃至人聯黨,並不回應兩線制主張。但由於馬來社會未積極跟進,兩線制也無從開花結果。

第三個階段從1990年到2011年。一場「烈火莫熄」政改運動燃起公民社會的抗爭,在1990年代末排山倒海而來。繼之又因安華坐牢(1998年9月被捕,直到2004年9月獲釋,前後六年之久)而陷入低潮。但到了2007年後,民間團體再一次展示自身威力,不再讓政黨專美於前。

安華於1998年被革職後,他是通過個人的力量和民間團體而掀起千層浪。那時他還未組黨,非政府組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安華未在1998年9月20日後身陷囹圄,「烈火莫熄」火花自然會繼續延燒,街頭鬥爭又再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方式(這個方式在60年代由社陣勞工黨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此可見,民間社會已在醞釀一場變革。

果然不出所料,2007年律師公會舉辦大遊行,抗議司法不彰。在大馬歷史上,由法律界人士發起遊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繼之,印裔社會組成的興權會展開遊行以爭取權益,導致印裔社會動了起來。這種不靠政黨,只靠自身力量的鬥爭也為新一輪的民間鬥爭增添力量。

當時最轟動的民間運動,就是2007年由淨選盟組織和領導的大示威,要求選舉民主和透明化。它在政黨支持下,成功將備忘錄呈交元首。凡此種種,給反對黨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也有了2008年政治海嘯的發生。

轉入2011年,我們又見淨選盟2.0的709再出擊;律師公會再次為「和平集會法令」不公遊行請命;還有安華案件引爆的大集會,也顯示了民間力量正與政黨相結合;安華被宣判無罪,鬥爭焦點又回到選舉戰場。進入2012年,大規模的「烈火莫熄」的時代已不再成為時尚,期待馬來西亞會發生一場茉莉花革命,也是十分具爭議性的;人民寧可選擇在選舉中較量,而不是在街頭上展示力量。

【本文是作者於2011年12月28日應霹靂州公正黨之邀而發表的政論部分內容,題目是《從Bersih到自由之行,下屆大選大馬茉莉花開?》】



謝詩堅:《公民社會對政治的回應》,《東方日報》,2012年1月12日,星期五,頁A40。

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錢理羣:《無以表達的悔恨——奉獻於三哥的靈前》


三哥,你遠「走」了整整三年,哥哥、姐姐們都寫了悼念文章,貢獻於你的墓前。我卻始終沒有寫一個字——你能諒解我內心的難言之苦嗎?

是的,我每回見到你,都不敢正視你那坦然的目光。我多麼想跪倒在你的面前,說出我內心的悔恨。但是我始終說不出口;不僅是因爲我缺乏勇氣,我沒有把握,我甚至懷疑,這歷史的重負,該不該由我來承擔,我是否有力量承擔。因此,每回在你的面前,我都欲言又止;事後卻又一再地譴責自己的猶豫。直到一九九〇年九月六日(這可詛咒的日子!)你終於遠「走」不歸時,我才猛然醒悟:我再也不能當面請求你的原諒了!從此,我將背著內心的負疚,永遠不能解脫!呵,我真想如魯迅筆下的涓生那樣,仰天高呼:「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你,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你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我圍繞,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在悼念父親的文章裏,我曾經談過,當我十四歲時,曾面臨「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的「考驗」,我寫到了將「父親」與「反革命」連在一起的種種矛盾、痛苦;但卻迴避了一個更加嚴峻的事實:與當時正任國民黨駐舊金山領事的三哥劃清界限,卻並不那樣艱難。在我的心目中,幾乎是理所當然的把解放前即參加愛國學生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四哥、二姐,與曾經是蔣介石任校長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國民黨黨員的三哥,劃分爲黑白分明的兩大陣營:前者代表光明,是時代的英雄;後者象徵黑暗,是人民的天敵。因此,我可以說是毫不猶豫地將三哥從我的心裏「逐出」,甚至對他懷著一種隱隱的憎恨。而且,據我觀察,不僅是我,我們幾個兄弟姐妹,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母親,都對我三哥表現出一種「冷漠」,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家庭將三哥「逐出」了。這對於正在苦苦掙扎的海外遊子,自是過分的無情;而我們當時竟然覺得理所當然,就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殘忍。三哥卻在大洋彼岸一往情深地關心家人。一九六一年他聽說大陸遇到了災荒,憂心如焚,儘管自己剛脫離外交界,生活尚無著落,仍然輾轉托人,與我們聯繫,表示願意助一臂之力。母親接到這一信息,當即斷然拒絕。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拒絕」自然是形勢所迫;但我們兄弟姐妹卻一致讚揚母親的「明智」,暗暗抱怨三哥的「多事」。在極左路線統治下,我們這樣的家庭早已如驚弓之鳥,不敢企求,也無法感應母子、兄弟(妹)之間的情誼,這是多麼可怕的心靈與麻木與扭曲。而我們這樣對三哥「以怨報德」,當時尚不覺什麽,事後想起卻不能不驚懼於自己的冷酷。三哥卻愛心不變。一九七四年,中美關係剛剛解凍,他立即托人前來看望老母,我們依然一片驚慌。雖然安排母親與來人單獨見了面,卻不肯在帶來的錄音機裏留下半句母親的祝福——海外赤子這一點微小的心願也不敢給予滿足!但我們依然讚揚母親的「明智」,卻根本沒有想過,這會給三哥帶來怎樣的感受,——在我們的心中,早已沒有了三哥的位置。人是自私的,當自我生存安全的考慮壓倒一切時,即使是人倫之情,也會棄之不顧。這類人性的弱點或許可以原諒,但它所折射出的極左路線對於人的心靈,以至人性的傷害,卻是不能迴避的事實。——但我們有勇氣正視嗎?

一九八〇年的某一天,當我正在北大圖書館看書,突然接到通知,說三哥已經來到清華大哥的住處,要我前去相見。我真的感到了一陣惶恐:我不知道該怎樣迎接這位曾經被我們家庭無情「逐出」的親兄弟,我想像那將是一個十分尷尬的場面。但當我氣喘吁吁地趕到時,一個頗爲精幹的小老頭立即微笑著站起來和我握手,說:「這就是小弟吧?」我也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三哥」——一切竟是這樣的親切而自然!但我仍然感到陌生與拘謹。直到有一天,我陪同三哥、三嫂去故宮參觀,正在與三嫂低聲交談,抬頭一看,三哥已遠遠走到前面,那微微前傾的身體,急促的步履,突然使我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我發現了錢家兄弟姐妹特有的姿態與神態!真的就這一瞬間,我感到了前面走著的這個小老頭成了我們「錢家」不可缺少的一個成員,我又有了自己的「三哥」!我急忙趕上前去,看他走得滿頭大汗,慌忙趕到售貨亭給他與三嫂買來飲料,弄得自己也滿頭大汗,卻顧不得擦拭,只一個勁兒地憨笑。後來三哥告訴我,我的這一神情也使他大爲感動。幾十年人爲製造的兄弟隔膜,也許正是在這一刻,才得到真正的消解;而我內心深處,卻又急劇地升騰起巨大的歉疚。我多麼想在三哥面前,放聲一哭,將這幾十年的誤解、屈辱與過錯,傾吐一盡。但三哥沒等我開口,就誠懇地談起了他未能對母親盡孝,對兄弟姐妹盡責的內疚,以及因爲他而使我們受到牽累的不安,一再表示要儘自己的努力對這一切作出彌補:他詳盡地談起他對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的種種安排……他談得急促而又從容,顯然一切早已積蓄在心,並經過了周密的思考。聽著三哥的講話,當年我們無情地將他「逐出」的情景,一幕幕浮現在眼前,愈見清晰;面對三哥「以德報怨」的寬闊胸襟,我連一句道歉的話也說不出口:仿佛一說出來就立刻變成了虛僞。我唯有沉默;而這沉默又使我強烈地感到自己的怯懦:我不是連說出「真實」的勇氣都沒有嗎?於是,每回和三哥見面,我都強烈地感受著這種精神上的局促不安;我知道這是我自己釀就地苦酒,我只有獨自吞飲。後來,我又默默觀察到,三哥雖然從不提及我們給予他的精神傷害,但他仍不能掩飾他曾被家庭「放逐」的隱痛,而且,據我的直覺,他似乎至死也沒有完全擺脫這種被放逐感——他一再強調,他所從事的商業,與錢家兄弟姐妹一樣,也是一種「事業」,就多少透露出他自己也未必明確意識到的某種隱痛。而我察覺於此,就更感到自己對這位寬厚的兄長傷害之深,幾乎無地自容。……

而且,我還要受到更大的精神的「懲罰」。一九八五年,我的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個小小的挫折:因爲我所在的北京大學不能爲我一家四口人(其中我的岳父、岳母都已八十高齡)提供容身之地,我必須離開北京大學,這對我的事業發展自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害。正當我面臨「家庭」與「事業」的兩難選擇時,三哥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用巨額美金在北京買了一套住所,供我一家暫住。我知道這援助的分量,我也實在需要這樣的「雪中送炭」;但一想到當年我怎樣堅決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與同樣處於厄境中的三哥劃清界限,我又實在無法接受這份「兄弟情誼」。這「情誼」火一般地照亮了我的自私、怯懦、無情無義,燃灼我的心!我覺得,我應該承受的,是三哥對我的譴責,給我以精神的鞭撻,我至少可以因此而獲得某種心靈的平衡;然而,三哥卻施給我如此的「深厚情意」,這對我,無異於另一種精神的鞭撻,使我的心靈永遠不得安寧!但我所有這些內心感受,卻無法使人理解,更無法向三哥訴說。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拒絕了,又會對他形成新的傷害,而我無論如何,不能再給他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傷害了!我只有「欣然」接受了三哥的援助,卻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內心「隱痛」。……

三哥,如今,在你的靈前,我所能奉獻的,只能是我的悔恨,與這顆傷痕累累的心。我知道,你有一顆寬厚的大心,在冥冥之中,早已將歷史造成的人間一切恩怨化解;我卻無法因此而使我的靈魂獲得解脫,我要將這一切深埋在心中,直到我們再度相見!……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


錢理羣著:《壓在心上的墳》,四川:四川人民,1997年。


2011年12月6日星期二

傅承得:《問候馬來西亞》


早安,馬來西亞
朝陽仍自由照耀嗎?
清風仍自由吹拂嗎?
晨鳥仍自由歌唱嗎?
如果是的
早安,我的國家

晚安,馬來西亞
天空讓雲朵自由遨翔嗎?
大地讓花木自由成長嗎?
海洋讓河川自由流入嗎?
如果是的
晚安,我的國家

12.1988


Salam Kepada Malaysia
Karya: Fu Chengde
Diterjemahkan Oleh: Yew-Chuan(游川)

Selamat pagi, Malaysia
Masihkah sang suria bersinar sebebasnya?
Masihkah bayu segar bertiub sebebasnya?
Masihkah burung subuh menyayi sebebasnya?
Insha Allah
Selamat pagi, negaraku - Malaysia

Selamat malam, Malaysia
Dapatkah awan berlayang di langit sebebasnya?
Dapatkah pohon bunga bertumbuh di bumi sebebasnya?
Dapatkah sungai mengalir ke lautan sebebasnya?
Insha Allah
Selamat malam, negaraku - Malaysia

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廖珮雯:《科技是我的身體和情感寄託?》

當人們不再從觀看日月星來瞭解時間,時間被鐘錶的一分一秒「侵佔」。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已不自覺地被框限於分秒的單位世界。當人們不再面對面溝通,溝通能力從望著對方的眼神和肢體,變為聆聽的聲音,溝通已被手機超越時空的能力「切斷」。人們對溝通的認知,不再是親密的互動。當人們不再用腦力記憶,記憶能力被電腦龐大的x00GB記憶體「騎劫」。人們對記憶的認知,不是過往的生活點滴,而是幻化為不同Folder的儲存檔。

與電腦相輔相成的網絡,Google和面子書徹底改變人類生活模式和思考邏輯:探索知識不再是看書或問人,人際關係不再「你好」而是「like」。手錶、手機和電腦,是當今深入人類生活最密切的高科技產品,它們是人類消費的對象,是人類需要和滿足的物體。於是,我們忘了感受日月星辰和潮汐變化,忘了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忘了腦力的無限潛能。我們把人類原始擁有的能力,交託給科技,隨身攜帶,讓它們從此變得人性化,進一步成為人類身體的延伸。

這群物體,它們承載人類生活記憶、方式、模式,甚至人生背景、思想、觀念。看一看手錶就略知主人,動一動手機即知主人生活點滴,開一開電腦或面子書就瞭主人性格。

這是一個方便快捷的先進社會,也是一個可怕的科技後現代。同事的電腦某天突然在毫無預警下「暴斃」,送到「電腦醫生診所」檢查,醫生說:「我們已經盡力,硬碟已壞死。」,當場宣佈「死亡」。同事彷彿來到世界末日,失了魂般,一整天在思考究竟電腦內存了什麼資料,而過去的人生也如硬碟壞死般,隨之灰飛湮滅。她突然想不起來人生是怎麼度過,因為都存進電腦里,長久依賴電腦幫忙儲存人生記憶,一旦電腦壞死,人生也突然被delete,剩下一片空白。

當科技已成為生活一部分,為什麼人類會無法克制地產生移情作用?為什麼人類極度戀物?當人類享受於支配科技物品時,反被支配的滋味又如何?後現代學者布希亞說,被消費的東西,永遠不是物品,而是關係本身。人和物品建立深厚關係,依賴、移情、戀愛,這層關係,是人類反被物品支配的情感依託。

除了人類對物品情感依偎,麥可魯漢提出的「媒體即訊息」理論,提到媒體內容固然重要,但媒體形式所造成的影響,遠比所承載內容可能產生的影響來得更為深遠。媒體的產生,影響個人及社會的不是媒體內容,而是媒體本身的性質。人類在人性化物品的世界,消費和物品的關係;在新興媒體產生的世界,人類消費人與科技的新社會模式。人與科技的關係有無限可能,以同事因電腦壞死而失魂落魄為例,人類主宰科技卻反被主宰的趨勢日漸明顯,而兩者之間界線模糊,科技不只侵入生活也侵入情感世界。

面子書和「愛瘋」的風行,對平均每3個月才上一次面子書、出門忘了帶手機、空閒只看書不上網的筆者(一個80後)來說,雖然生活很「老古董」,也與科技脫不了關係,因為印刷科技已侵入我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廖珮雯:<科技是我的身體和情感寄託?>,《東方日報》,20011年11月18日,星期五,頁A10。

2011年11月21日星期一

朱熹:誕生與晚年

第一章《大師的誕生》
    關於朱熹的出生,有許多傳說。據說他出生前三天,遠在千里之外的婺源朱氏古宅的一口古井上突然紫氣如虹,似乎預告「紫陽先生」降落人間。後人因之在井旁立一石碑,上刻「虹井」二字。

第十九章《淒涼的暮年》
……他又搖頭。蔡沈再問:「《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他才領首同意,但說不出話,想用筆寫出,示意左右之人托紙遞上。他執筆如平時,然而手顫抖著,無力運筆。擱筆躺下時,他的右手偶觸頭巾,弄歪了頭巾,便示意蔡沈將它扶正。
諸生退去後,蔡沈坐在牀頭,范元裕坐於牀尾。緩緩地,朱熹的視線隨二人上下移動,瞳孔猶炯炯有光。少頃,他的眼睛徐徐開合,呼吸越來越微弱,平靜地逝世了。
那一天,狂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樹都被連根拔起。大雨瓢潑,洪水氾濫,山皆崩陷。真可謂風慘雲淒、山頹木壞!


何可永著:《朱熹》,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1、177-178。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

關於「五四」,我先後已不知道寫過多少篇經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從整體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觀點寫成的,不免流於空泛,其中並無切己之感。這次《中國時報》和《晚報》提出「五四」和個人的感受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頗為別致的構想。這種寫法事實上等於是寫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在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個籠統的「思想運動」,而是因人而異的「月映萬川」了。雖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將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發生的十幾年以後的,根本沒有受到「五四」的直接沖擊。抗戰八年正是我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這一階段,我能明確記憶的個人生命史大致是從抗戰第一年(1937)開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從安慶逃難到故鄉潛山縣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那是在萬山之中的一個農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離的。我在那裏整整地度過了八年的歲月。那裏不但沒有現代式的學校,連傳統的私塾也不常有,因為師資難求。所以在十六歲以前,我根本不 知道有所謂「五四」其事,更不必說什麽「五四」的思想影響了。

從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個鄉下孩子,從未接觸到現代的知識和思想。事實上,現代的正規教育和我是絕緣的,我只在私塾、臨時中學等處 斷斷續續地上過兩三年的學。臨時中學設在鄰縣舒城的曉天鎮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極不方便。我只在十三歲時去過半年,然後便因病休學,等於什麽也沒有學到。讀書識字大概主要是從看舊章回小說中得來,這是舊社會中兒童所共有的經歷。此外所接觸的則是一些片斷的中國文史知識。抗戰的末期,我曾在桐城縣住過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惟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完全沈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鬥方 名士」的影響,對於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人提到過「五四」。當時無論在私塾或臨時中學,中文習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話」。所以 我在十五六歲以前,真是連「五四」的邊沿也沒有碰到。

抗戰勝利以後,我才真正從「鄉下人」變成了「城裏人」,先後住過的城市包括沈陽、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對我個人思想的形成最關重要。這當然便 逃不開「五四」的影響了。最初一兩年中,因為要補上抗戰八年的教育空白,以爭取考大學的機會,我的時間大都用在補習英文、數、理等科目方面,沒有余暇來註 意新思想、新文學之類的問題。但當時我也讀了一些梁啟超、胡適、魯迅等人的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梁啟超給我的影響最深,胡適次之,魯迅幾乎沒有發生任 何刺激。這大概是因為我所生活的社會已和「五四」前後大不相同。魯迅所譴責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體對象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無法引起我的共鳴。梁啟超和胡適的影響主要也限於中國學術傳統方面。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他一方面批判舊傳統,一方面又激動讀者熱愛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矛盾的統 一」。但是對我個人而言,他的熱情似乎偏向於「求知」的一面。我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啟示:我必須去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特別是學術思想史。這種理解,和為理解而從事的研究,必須是超越現實效用的。我們決不能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歷史。

這一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在胡適那裏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胡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梁啟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國的傳統,我必須同時要對西方傳統和現代世界有深入的體認。這便把我推向另一個知識的領域。

現在回想起來,「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推動「求知」的仍是一種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 情「改造中國」的理想,但我始終相信「改造」必須以可靠的「知識」為起點。「求知」的精神在「五四」運動中其實不占主流的地位,不過對我而言,這是最主要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說「五四」是反傳統的運動,「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全盤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對於我這個出 生在「五四」以後十幾年的人,這些口號則從來沒有在我心中發生過激動的力量。我在典型的舊鄉村中度過了八九年,那裏並沒有「禮教吃人」的事。中國農村其實 是充滿了人情味的,特別是過年過節的時候。用「禮教」或「孔家店」壓迫人的情形至少並不嚴重。「愚昧」倒是事實,思想封閉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我相信「知 識」是現代中國所最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識」,我們首先便要建立起「為知識而知識」的嚴肅態度。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知識界最流行的雜誌大概是儲安平所創辦的《觀察》,此外還有比較偏右的《獨立時論》等。但當時「五四」的潮流已轉入馬克思主義 一途了。胡適早已被暗中「鬥垮、鬥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征,而且是「反動」、「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別是在北大、清華學生們的 心中,早已成為一個「反面教員」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擊並沒有對我的思想發生什麽重要的影響。他的「自由主義」還是比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這是「五四」對 於我的另一面的啟示。

總之,我所隨的「五四」的遺產是很有限的,這當然和我的生活經驗的限制是分不開的。由於以「知識」和「自由」為核心,我對於中國舊傳統也產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緒。因為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怎樣去認識傳統的真面目。沒有知識的基礎,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國」的構想。

我現在當然更能認識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種「啟蒙」的心態。即使以「知識」而言,「五四」也偏於實證主義一路。所以我們今天似乎不必再 「神化」它,當然更不必「醜化」它。以我個人而言,我對於「五四」還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這也正是「五四」所賜給我的一種「遺產」。

1988年4月29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著:《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