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松《紅衛兵的下場》

紅衛兵的下場

雲松

【大紀元2月17日訊】「文革」是中華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災難。文革研究已被中共列為禁區，思想界、理論界噤若寒蟬，誰都不敢觸碰。中共害怕暴露它的罪行， 害怕人民的清算。中共希望時間淡忘一切。中國人也真的像患了健忘症，對文革的記憶已很依稀，特別是年輕人，由於中共有意識的掩蓋，對於文革的認識只是一種 模糊的概念，彷彿已經非常遙遠。這樣慘痛的民族浩劫和深重的巨創，就這樣被輕易遺忘，實在是可怕。由於全社會對文革缺乏反思，更談不上從中吸取教訓，所以 歷史才會重演，「六四」屠殺學生，鎮壓法輪功，都是文革的再現。

文革本來是共產黨內部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卻演變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全社會 的大破壞，真是有點匪夷所思。文革的災難，不僅是數百萬人的喪生，經濟的崩潰，更嚴重的是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徹底破壞，摧毀了中華民族維護道德的基石， 導致了中國社會道德的大崩潰、大淪喪，一直影響到今天，這才是真正的內傷。在共產黨的教唆下，人們瘋狂的破四舊、砸寺院、毀道觀、推佛像、燒古籍，無數珍 貴文物、藝術精品、典籍史料被付之一炬；無數古蹟被毀滅的無影無蹤；連死人的墳墓都不放過，破壞無弗遠屆。人們恨不得抹去歷史的一切痕跡，切斷與過去的一 切聯繫，好像現代人不是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而是從石頭縫蹦出來的。文革是中國人魔性的一次集體大爆發，全民瘋狂、全民犯罪，人人推波助瀾。失去了傳統道德 的約束，共產黨鬥爭哲學的破壞力最大限度的發揮了出來。特別是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紅袖章、紅標語、紅海洋、忠字舞、大喇叭、大字報的影響下，人性惡的一 面被完全激發了出來。人們以革命的名義，無所顧忌的幹著一切壞事，喪失了一切良知和理性，其思想和行為觸目驚人，那種完全瘋狂的表現，是有正常思維的人不 可想像的。共產黨就有本事把人扭曲到這一步。

在這場大災難中，紅衛兵是破壞的主力。毛澤東為了打擊他的政敵，大搞個人崇拜，利用人民對他的 盲目崇拜，向他的政治對手示威，從精神上打擊對方，壓垮對方，然後任意宰割對手。毛澤東利用謊言和欺騙，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後驅使人民，為他邪惡的目的 獻身賣命。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山呼海嘯般的口號聲，接受紅衛兵的朝奉，頻頻揮手，發出了一道道指令：「揪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瘋狂照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中國！」「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些「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以無比狂熱的 革命熱情，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破壞。毛澤東操縱這些天真幼稚的年輕人是如此的得心應手。這些昨日課堂裡謙恭的學生，家長膝下溫順的孩子，轉眼間就變成了無 惡不作的暴徒。他們揪走資派，鬥地富反壞右，破四舊，幹得興高采烈，得心應手。他們可以把昔日的老師用皮鞭抽死，把無辜的人關在黑屋裡餓死；在所謂的地主 婆身上跳忠字舞，將她們活活的踩死；將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活活摔死、砍死……他們做著這一切，而沒有一絲的不安和愧疚。他們幹著這一切最邪惡 的事情，反而認為這一切都是最正義的，是革命行動。他們從共產黨邪惡的教唆中為自己的罪行找依據，尋安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衣，不是溫良恭儉 讓，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因此而心安理得。他們把自己的犯罪理解為革命行為，是革命性的表現， 因此而爭先恐後，誰最殘忍就是最革命。革命本來就是殺人的代名詞，這件最恐怖的事情，在共產黨的語彙中，卻變成了一件最崇高、最正義、最富詩意的一件事 情，也成了這些年青人最嚮往、最憧憬的理想。這些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灌輸下長大的年輕人，完全用共產黨的標準來衡量事情，徹底淪落為共產黨的殺人工具，而沒 有一絲人的理性，反而認為自己最聰明、最正確，是正義的。他們完全喪生了人性，反而認為人性是資產階級思想，是軟弱的表現，他們要的是最徹底的革命性。人 性，人性，人的本性，沒有人性還能叫人嗎？連禽獸都不如。共產黨就這樣把人變成了獸。

這些最革命的、狂熱的紅衛兵小將，他們的下場如何呢？很快他們就自食其果，受到了懲罰，遭到了報應。

在打倒了走資派，鬥垮了地、富、反、壞、右，砸爛了四舊後，這些造反派失去了鬥爭目標，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於是，他們開始了內訌。為了爭權奪利，「保衛勝利 果實」；也為了標榜自己是最正確、最革命的團體，各個造反派組織大打出手，開始了一場大混戰，「文攻武衛」，全面武鬥，其殘酷和慘烈，簡直不亞於國共內 戰。在持續近三年的武鬥中，多少人喪生？官方至今仍諱莫如深。有學者估算武鬥死者約有二至三百萬人，其中最少有50萬是紅衛兵造反派。這些初出茅廬、不知 天高地厚的紅衛兵，在工人老大哥和農民兄弟那裏吃了大虧。他們死的毫無價值，他們死的極其可悲，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存在，他們已被歲月淹沒。我在重慶歌樂山 看過一片紅衛兵基地，極其淒涼和冷清，沒有墓碑，沒有一絲記載，那些雜亂不堪的土包裡，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年輕的生命；墳墓上長滿了灌木，底下鋪著厚厚的枯 葉，整個墓地死一般的沉寂，我彷彿聽到他們的靈魂在哽咽哭泣。

毛澤東在利用紅衛兵把他自己最大的對手劉少奇打倒後，把劉少奇的勢力所謂的走 資派全部清洗後，這些紅衛兵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反而成了他的包袱、他的心病了。在武鬥漸漸平息後，毛澤東又下令關押了一些紅衛兵頭頭，將紅衛兵組織解散 了。這些年輕人砸爛了學校，上不成學了；搗毀了工廠，也無工可做。毛澤東又大嘴一咧，號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 可為」！毛將他們驅逐到了農村，驅逐到了邊疆。他們又有了一個新的稱呼「知青」，他們像一塊抹布一樣，毛用完了，又將他們拋棄了。他們許多人又懷著滿腔熱 情，改天換地的壯志去了，在現實面前很快被碰的一鼻子灰。艱苦的生活，枯燥的勞動，陌生的環境，渺茫的前途，不可測的命運，使他們沸騰的熱血漸漸冷卻，將 他們的豪情壯志消磨的無影無蹤。「返城」成為他們的唯一希望好目標。

毛死後，毛的路線被清算，被毛打倒的走資派紛紛復辟。這些造反派又成了老幹部復仇的對象，造反派頭頭成了三種人，有的被關押判刑，有的被開除放逐，有的被打入黑名單，終身不得使用。

在農村放逐的青年，經過種種周折，紛紛返鄉後，卻發現自己完全成了社會的邊緣人，沒有工作，甚至沒有戶口。文革後雖然恢復了高考，可是他們在求學的年代，忙 於鬧革命，沒有受到最起碼的教育，名為知識青年，其實比文盲高不了多少。能夠榜上有名的，只是極少數的幸運兒。到了中晚年，他們又遇到了下崗潮，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們真正成了失落的一代，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社會底層，終身潦倒。這還沒有完，在未來人類的大淘汰中，他們中很多人還將受到上天的懲罰。

現代的愛國憤青們，不知道這些紅衛兵先輩們的命運，是否對你們有所啟示？你們現在的心態和他們當年是何等的類似。他們當年比你們還要狂熱。你們的共同之處就 是不自覺地用共產黨灌輸的觀點去看問題，從而喪失了正確的判斷能力；你們共同的悲哀就是被共產黨玩弄於股掌而不自知，反而自以為是。共產黨現在不講革命 了，革命這個名詞臭了，不靈了，再革就革到它自己頭上了。它現在講「愛國」！「愛國」這個名詞多動聽啊，多高尚啊，誰不愛國呀，不愛國就是賣國者，多可恥 呀。共產黨用愛國這個詞，輕易的將你們煽動了起來；又利用你們的愛國熱情攻擊那些反對共產黨的正義之士。你們沒有用理性深入思考一下，什麼是愛國，怎樣才 是愛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其實就是愛黨，你們的愛國也是愛黨，共產黨黑暗、專制、腐敗，殘害人民，反對它不對嗎？那些反對共產黨黑暗專制統治的正義之 士，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誣蔑在國外的反對者都是反華勢力、賣國者。孫中山是公認的偉大愛國者，他從事反清活動主要是在海外，難道也是賣國？共產黨是 蘇聯人組建的，早年是完全受蘇聯的遙控指揮，它們的領袖骨幹，像周恩來、鄧小平等一大批人物，在蘇聯都受過專門的政變訓練，他們是不是賣國？千萬要清醒過 來，不要再受共產黨的愚弄欺騙。

（文章轉載：http://www.epochtimes.com/b5/9/2/17/n2432543.htm ）

文殤《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

這篇短文算是對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祝賀，雖然是遲到的祝賀，因它已 經遠遠地落在了許許多多祝賀的後面。

也許，我們的祝賀對高行健是無所於謂的，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自己有祝賀的 理由。因為，我們既不因為僅僅是一個中國人，便過於單純地為高行健獲獎高興；也不因為同樣是一些文化人，而捎著些許可以理解的苦味。我們更不會因為中共鄙棄他得獎，我們就鄙棄他；中共若捧抬他，我們就更加高抬他。我們的祝賀，既帶著安慰我們自身悲情的一點滿足，又帶著“創作是自己的事，評獎是別人的事”這樣一種應有的超然情緒，所以，我們的祝賀是真誠的，更不會對內咬牙切齒地罵他，對外又要熱情洋溢地捧他。所以，當高氏獲獎在全球華人中幾乎引發了某種狂歡的情景時，我們沒有擠在歡樂的中國人裏面，去湊這份熱鬧。何況我們生活在中國大陸，本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而當國內官方文壇對高氏的得獎大加韃伐的時候，我們只能“冷眼、冷心”，不肖一顧。而當海外的某些朋友對高氏得獎“利劍揮灑”之時，那是因為他們有言論的自由。因為，在自己的國土上，我們至今還沒有這種進行文藝論爭的權力。因為這不是在三十年代的“反動文壇”或左翼文壇上，也就是說，不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之下。

我們的話已經說遠了。

其實，我們真正想說的話，就是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說白了，就是他和中共大作家、中共文壇最希望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王蒙先生不一樣，所以，我們對高氏的得獎，才會多少感到些安慰。因為，這畢竟算不得是諾獎評委會在“造孽”了。

而我們說高行健與王蒙不一樣，就我們國內文化人所知，首先是他們在做人上不一樣。因為，高行健出身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沒有什麼光榮的背景；而王蒙是中共的“紅小鬼”出身，並且是從中共“組織部裏走出來的年輕人”。高行健不喜歡中共的專制文壇，而王蒙曾是中共專制文壇的梁柱和高官。高行建在創作中寫的是中共不喜歡的東西，所以不是遭受冷遇，就是遭遇禁演；而王蒙寫的都是中共需要的東西，所以王蒙幾乎把中共的文學獎得飽了，並且從八十年代中後起，就開始代表中共對諾獎的深切期求了。高行健不會也沒有權力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召開作家會議，明確要求作家們表現時代的光明、歌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王蒙則在一九八四年新年伊始，就以中共作家協會黨組負責人的身份，在河北涿縣召開“農村題材座談會”，明確要求作家們要反映農村的大好形勢，歌頌中共一九八四年一號文件的精神。此後，王蒙先生便做了中共管理文化的最高長官──文化部長。高行健因為不願忍受一九八七年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凌厲空氣，追求創作自由，所以遠走他國；王蒙作為中共文化部長，卻自然要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文化界運籌帷幄，跟著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行健在一九八九年之際，敢於在外國說“中共專制政權一天不垮台，我就一天不回國”；王蒙先生非但早在八十年代就數度率領中共作家代表團出國訪問，揮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八九年後，則不是在國外大說假話，說中國的作家們從來沒有現在這樣的創作自由，就是在回國後聰明地攥寫出國游記，寫的都是寫山水和空氣……。

也許，有人會說，高行健和王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早在文學上搞現代派的。然而，此話大謬。為何？只因為高行健搞現代派，一是因為他是學法語的，學外語的人，有點崇洋媚外雖然可以理解。二是高行健搞現代派，雖然不能說沒有文藝形式上的探索，但根本之處，是逃避。逃避什麼？逃避批判，逃避徹底和完全地失去發表作品權力的厄運。而且雖是逃避，卻是一種不合作的表現，這與那些既要逃避、又要合作、甚至連中共的任何一點“賞賜”，都絕對去要爭奪一番的“文學逃避者”們，自然也很不樣。然而，王蒙先生的搞現代派，恕我們說一句不敬的話，則是在有心“誤導”。因為，當八十年代上半期文學創作越來越對中共的統治大不利的時候，中共又屢禁難止，此時此刻，由中共作家協會的主要領導作家出來帶頭搞現代派，實際上就是在引導作家走形式主義的道路，以堵住對於現實生活的更深開掘。這是不自由時代文學發展的常有現象。但王蒙先生的大搞現代派，帶頭創作讀者看不懂的文學作品，其對於八十年代真文學的發展，實在是有罪無功。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文學創作的江河日下，實在與王蒙先生的引導大有關係。其實，中共在八十年代中期選擇王先生做了他們的文化部長，也是慧眼獨具，本來就不是不是鬧著玩兒的。在王蒙先生擔任文化部長的一九八八年，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上就有一個會規，便是各省代表團不準串聯，以致許多抱著以文會友心情才來開會的作家和藝術家們，竟然置身於文代會一片肅殺的氛圍之中。如果說它與中共作家部長王蒙沒有關係，大約也就不能服人了。

當然，還有人會說，王蒙先生畢竟是在八九年之際，因為住在醫院不去探望戒嚴部隊，而丟了若大的一個官。此話可能屬實。但是，王蒙丟官的當時，北京文壇就曾傳出“流言”說﹕“王蒙太聰明！”因為整個動亂期間，王部長幾乎全在國外渡過，而且回國一看那動亂的景象，便又忙不迭地出了國，只是因為最後將時間算錯，早回來了幾天，所以才只好進了醫院。當然，進醫院的做法，不去探望戒嚴部隊的行為，也還是因為“太聰明”。只不過這等太聰明，後來卻弄出了一個“聰明誤”罷了。也算是應了紅樓夢上的兩句詩﹕“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兩句詩應在王部長的身上，便是丟了官。這與高行健能夠在巴黎公然說出“專制不垮兮絕不歸”還是差距大了一點。

也許有人會問，他們在文學才華上一樣不一樣？或是誰大誰小呢？這個問題， 本不好比。但是，如果一個作家首先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心靈所想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為了官位而只好玩弄聰明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講的真話和假話都分不清，如果一個作家缺少了作為一個作家靈魂的真實性，甚至是一個作家總是在為一個人皆欲棄之的專制統治“幫閑、幫忙、幫兇”，這樣的作家就是有才華，又怎麼樣呢？晚明的馬士英、阮大鉞不可謂才華不高，可是他們豈但是在東林黨人的面前不算人，而且在文學史上，又有幾個人稱贊過他們的才華呢？這類例子，文學史上真是舉不勝舉。所以，也許中共作家王蒙的才華確乎高過高行健，但是，如果這樣的“高”，為王蒙這樣的作家所擁有，那就還不如沒有這樣的才華為好。因為，這樣的高，只能使得他們在“幫閑、幫忙、幫兇”上幫得更歡，因而只能使我們這些渴望自由寫作的中國作家們，日子更加不好過而已。

　　其實，本來高行健和王蒙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因為，按中共文壇的規矩， 王先生是部長級的作家，高先生出國前充其量也就是一個處長級的作家了。但因高先生如今一朝得道，獲了諾獎，所以，官位雖沒有，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卻大大地提高了，因而也才能與中共作家王蒙比上一比了。而也只有這樣公正地比上一比，我們才能不至於過於狂喜，也不至於過於茫然。至於王蒙，我們只能說，你不過是一個被用來作為中共作家代表的人物罷了。因為，在當今中共的文壇上，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專制文壇上，只是因為你們這樣的作家太多，所以，才讓流亡海外的高作家得了諾獎。這是高先生的幸運，更是我們這些國內作家在得悉高氏得獎後，既為他高興，又為自己反添了許多安慰和悲涼感受的緣由。

（文章轉載：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01/big5/11_4.html）

劉曉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

劉曉波: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

再過幾天，就是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紀念日，但象改革以來的每一個文革紀念日一樣，中國再次出現外熱內冷的巨大反差。

中共官方的壓制和封鎖，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個體的良知匱乏，也不能推卸責任。特別是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都不敢面對自己的文革經歷，更不願承擔道義責任，甚至可以說，在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的今天，對這場“浩劫”的全國性反思還未開始。

一方面，儘管中共官方於1981年發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擁護。但僅僅是用 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體罪惡，把林彪和“四人幫”作為毛澤東替罪羊，用黨犯錯誤來掩蓋制度弊端。而且，政權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調談論文革，卻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儘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麼沉默、要麼自我辯護；絕大多數受害者大都用各種托詞來關閉記憶，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願意 講受害經歷。比如，最為狂熱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適齡青年，然而，直到現在，除了極少數老紅衛兵有所反省之外，絕大多數人皆以“不堪回首”為藉口而保持沉默。從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到九十年代的諸多文革回憶錄，非但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個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謙卑懺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無悔”的大義凜然！

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聯動”橫行北京、最為瘋狂。公然提出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口號，實施過令人髮指的暴行，對遇羅克之死以及 眾多被株連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些造反先鋒對當年的回憶，要麼標榜純潔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義，要麼訴說是父輩和他們自己如何受難，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搶、私設公堂等野蠻行為，基本不提他們那種“自來紅”的特權傲慢，也不提他們造反來自強烈的奪權動機，更不會向他們的受害者表示絲毫懺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個體責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責歸咎為極少數替罪羊（如四人幫），或者歸結為抽象的時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體性。

比如，2003年12月，葉劍英的兒女兒葉向真曾向鳳凰衛視談到過葉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雙重身份--中共元帥之女和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領袖- -使她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連她自己也承認那時的她“太過出名”、“太活躍”和“太過折騰”。但她對自己的紅衛兵領袖生涯的敍述，只是極為簡單地幾句帶過，沒有任何具體細節，加在一起只有58個字，既沒有交代她參加紅衛兵的過程，也沒有她參加了那些造反活動，是否參與過“打砸搶”和“揪鬥”，是否迫害過別人。自然，內疚和懺悔也就無從談起。然而，對江青整肅葉家、葉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獄之災的敍述則詳實生動，有起因、有過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細節、體驗和所受到的身心傷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萬八千多字的採訪文字稿的25％以上。

作為一場全民捲入的狂飆，遭到殘害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難以統計出準確的數字。那麼，參與迫害的人數將幾倍於被迫害者，卻很少有人反省和懺悔。紅衛兵的紅色恐怖、造反派的武鬥、清理階級隊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四二二、內蒙內人党血案等大屠殺，至今仍然沒見到這些暴行的參與者的回憶和懺悔。

在此意義上，阻礙國人直面文革災難的負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參與制造文革災難的個體不願面對自己的歷史。正是這種不肯懺悔和反省的民族傳 統，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間基礎。因為在網路時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於反省和懺悔，那麼官方絕對無法封鎖民間對文革的自發反思。

呼籲當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進行個體性的反省和懺悔，並非是要對他們進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審判，而僅僅是為了：1，還原文革大災難的真相，並通過還原真相來總結文革的教訓，以避免此類悲劇的重演；2，逐步擺脫那種把所有災難歸咎為外在因素而不願直面個人責任的傳統意識，進而培育一種健全的個人責任意識；3，把文革這場全民參與的大災難變成國人的精神財富，通過每個人自願的反省和懺悔來提升國人的精神素質。

可悲的是，中國特色的文革悖論延續至今：文革作為一場官民共同承認的“浩劫”，卻變成受害者（如鄧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願懺悔，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官權的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文革的最大禍魁毛澤東仍然是中國的“大救星”， 文革造反中出盡風頭的高幹子弟變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

對於重大公共災難的參與者而言，當絕大多數個人不願面對歷史真相之時，沉默或說謊的代價將被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負面代價的持續積累就是在積累社會危機，並把這種危機一代一代地轉嫁下去：一代代繼續說謊，直到謊言徹底腐蝕了一切，中國人再不知道何為個人誠實和何為歷史真相，從而一次次或濫用或錯過或放棄歷史的機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開的清算和討論，浩劫就一直沒有過去，只不過變成另一場更隱秘的“浩劫”：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2006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文章轉載：http://www.epochtimes.com/b5/6/5/12/n1316177p.htm）

無涯：吾所願

吾所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爲《論語》首篇首章。諸位莫以首兩句爲老生常談而等閒視之。三年求學而及此者，鮮矣。學者，貴能持之以恆，溫故而知新。是以學而時習之爲可說之事。玩樂之友多，講習之友少。故有同志於學之友到訪，互相點檢共勉，是爲可樂之事。或有學而不能得其樂。若不能說之樂之，則終有少欠。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未達說樂之境，則是未真知學也。又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則人之不己知，何慍之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諸位能以中興文化爲己任，則誠是吾所願也。

——無涯

轉載：http://bookshortage.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