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标签为“余英時”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余英時”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

關於「五四」,我先後已不知道寫過多少篇經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從整體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觀點寫成的,不免流於空泛,其中並無切己之感。這次《中國時報》和《晚報》提出「五四」和個人的感受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頗為別致的構想。這種寫法事實上等於是寫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在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個籠統的「思想運動」,而是因人而異的「月映萬川」了。雖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將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發生的十幾年以後的,根本沒有受到「五四」的直接沖擊。抗戰八年正是我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這一階段,我能明確記憶的個人生命史大致是從抗戰第一年(1937)開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從安慶逃難到故鄉潛山縣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那是在萬山之中的一個農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離的。我在那裏整整地度過了八年的歲月。那裏不但沒有現代式的學校,連傳統的私塾也不常有,因為師資難求。所以在十六歲以前,我根本不 知道有所謂「五四」其事,更不必說什麽「五四」的思想影響了。

從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個鄉下孩子,從未接觸到現代的知識和思想。事實上,現代的正規教育和我是絕緣的,我只在私塾、臨時中學等處 斷斷續續地上過兩三年的學。臨時中學設在鄰縣舒城的曉天鎮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極不方便。我只在十三歲時去過半年,然後便因病休學,等於什麽也沒有學到。讀書識字大概主要是從看舊章回小說中得來,這是舊社會中兒童所共有的經歷。此外所接觸的則是一些片斷的中國文史知識。抗戰的末期,我曾在桐城縣住過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惟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完全沈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鬥方 名士」的影響,對於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人提到過「五四」。當時無論在私塾或臨時中學,中文習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話」。所以 我在十五六歲以前,真是連「五四」的邊沿也沒有碰到。

抗戰勝利以後,我才真正從「鄉下人」變成了「城裏人」,先後住過的城市包括沈陽、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對我個人思想的形成最關重要。這當然便 逃不開「五四」的影響了。最初一兩年中,因為要補上抗戰八年的教育空白,以爭取考大學的機會,我的時間大都用在補習英文、數、理等科目方面,沒有余暇來註 意新思想、新文學之類的問題。但當時我也讀了一些梁啟超、胡適、魯迅等人的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梁啟超給我的影響最深,胡適次之,魯迅幾乎沒有發生任 何刺激。這大概是因為我所生活的社會已和「五四」前後大不相同。魯迅所譴責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體對象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無法引起我的共鳴。梁啟超和胡適的影響主要也限於中國學術傳統方面。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他一方面批判舊傳統,一方面又激動讀者熱愛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矛盾的統 一」。但是對我個人而言,他的熱情似乎偏向於「求知」的一面。我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啟示:我必須去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特別是學術思想史。這種理解,和為理解而從事的研究,必須是超越現實效用的。我們決不能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歷史。

這一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在胡適那裏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胡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梁啟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國的傳統,我必須同時要對西方傳統和現代世界有深入的體認。這便把我推向另一個知識的領域。

現在回想起來,「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推動「求知」的仍是一種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 情「改造中國」的理想,但我始終相信「改造」必須以可靠的「知識」為起點。「求知」的精神在「五四」運動中其實不占主流的地位,不過對我而言,這是最主要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說「五四」是反傳統的運動,「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全盤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對於我這個出 生在「五四」以後十幾年的人,這些口號則從來沒有在我心中發生過激動的力量。我在典型的舊鄉村中度過了八九年,那裏並沒有「禮教吃人」的事。中國農村其實 是充滿了人情味的,特別是過年過節的時候。用「禮教」或「孔家店」壓迫人的情形至少並不嚴重。「愚昧」倒是事實,思想封閉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我相信「知 識」是現代中國所最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識」,我們首先便要建立起「為知識而知識」的嚴肅態度。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知識界最流行的雜誌大概是儲安平所創辦的《觀察》,此外還有比較偏右的《獨立時論》等。但當時「五四」的潮流已轉入馬克思主義 一途了。胡適早已被暗中「鬥垮、鬥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征,而且是「反動」、「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別是在北大、清華學生們的 心中,早已成為一個「反面教員」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擊並沒有對我的思想發生什麽重要的影響。他的「自由主義」還是比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這是「五四」對 於我的另一面的啟示。

總之,我所隨的「五四」的遺產是很有限的,這當然和我的生活經驗的限制是分不開的。由於以「知識」和「自由」為核心,我對於中國舊傳統也產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緒。因為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怎樣去認識傳統的真面目。沒有知識的基礎,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國」的構想。

我現在當然更能認識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種「啟蒙」的心態。即使以「知識」而言,「五四」也偏於實證主義一路。所以我們今天似乎不必再 「神化」它,當然更不必「醜化」它。以我個人而言,我對於「五四」還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這也正是「五四」所賜給我的一種「遺產」。

1988年4月29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著:《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71-74。

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我特別重視這篇<宣言>,並不是因爲它爲中國人文研究的規畫已到了完美的境地。相反地,從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可以批評之處甚多,專史的分類尤可商榷。我重視它,是因爲這一設計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確實發揮了重大的導向作用。從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整理國故”的大運動大體是朝著這一方向進行的。“五四”以來所出現的“國學大師”,儘管治學途徑各有不同,整體的看,都是在各門專史上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學者。他們之中,有些建立了專史的架構,有些更從專史架構上攀通史的架構。

……

陳寅恪爲他(按:王國維)的《遺書》作序,曾扼要地舉出三個方面以概括他的學術特色:“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證釋”;“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

第二期之所以有此新觀點的出現也是很自然的,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於“賽先生”(Mr. Science)的無上崇拜,至少只是人在有意無意之間發展處一種今天稱之爲“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心態。這一心態在當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們深信科學(指自然科學)所取得的知識是最可信的、最有價值的知識(如物理學的知識)。第二、他們也深信,人文社會科學是追隨著自然科學的成果榜樣而發展出來的。雖然由於研究對象不同,人文社會研究也許永遠打不到與自然科學同樣高度的精確性,但所建立的知識則必然屬於同一性質。第三、他們又相信,有一種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客觀的知識,無論用之於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有同樣有效;這便是所謂“科學方法”。

……

……這一系統(按:“國學”)有它自己特有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與技術,並不能輕易地爲西方系統所吸收。這裡首先是因為人文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後者是有普世性的,沒有地域、民族的界限,但前者則無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約。其次,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史根據西方的特有的經驗建立起來的。儘管這些學科,與自然科學一樣,也都採取了普遍的形式,它們所概括出來的原理或規律畢竟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

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我們只要稍微檢視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間國學界留下來的一些經典作品,上述的論點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證。但國學必須繼續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在意這一方面和第一、第二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史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之中。做爲參考比較的材料,國學家對於西學則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這是我個人深信不疑的。


整理自余英時著:<“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39-64。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余英時:《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

  
我所指的是一般社會上對文化的輕視,即以文化無助於衣、食、住、行層面的日常人生,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本來中國古人早就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樂”,我們當然不能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高談什麽哲學、文學、音樂、喜劇等問題。但是史學和人類學早已告訴我們至少在有歷史記錄可稽的社會中,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來便是分不開的。所謂禮樂,早已存在於初民社會,而且構成人類學上所謂“文化”的主要內容,可見衣食住行的日常人生自始和文化交織在一起的。“衣食足而後知禮樂”這句話,事實上只能理解爲人在衣食足以後才能從容地瞭解“禮樂”的意義,而不是說“禮樂”只有在“衣食足”之後才能出現。

……

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世俗的功利觀念的影響,現在一般社會上的人終不免多少會從權勢和財富的觀點來衡量文化的價值。最顯著的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受到普遍的重視,而人文學術則日趨式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前者可以直接促進富強而後者則似乎非“當務之急”。無論是從國家或社會的整體觀點,或個人生活的局部觀點來看,都表現出同一趨勢。這本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

現代人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種是完全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人的一切問題,另一種則認為屬於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問題,科學並不是萬靈藥,因此人文學科(包括宗教、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依然是我們所必須尊重的。

……

相信科學的人并不全持上面所說的世俗功利的觀點,但是由於科學(特別是技術)比較能立竿見影,社會上一般的人往往不免會從世俗的功利觀點去維護科學。人文學者則遠沒有這樣的聲勢,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一爭論多少表現了功利與反功利的衝突。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勢之下,反功利的人文學科卻一直是處於下風的。今天多數的青年人才,在家庭的鼓勵和社會壓力之下,都走上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途徑。

……

我這樣說,其用意絕不是反對科學。我只是要指出科學是從西方爲知識而知識的文化精神中發展出來的,它和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是分不開的,今天西方的分析哲學仍然是和科學連成一體的。現代中國崇拜科學的知識份子很多,但是真正瞭解科學精神的人卻很少,這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和西方的人文傳統接上頭,一部中國現代的科學史其實大部份都是技術史。換句話說,我們的著眼點始終是在科學的實用方面。這不僅是受了研究條件的限制,一般世俗的功利思想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

中國需要一種合乎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這應該是大家都能同意的看法。什麽才是合乎中國人的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呢?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當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爲這種分歧並不重要;我也相信任何個人或少數人能預先規劃處一種藍圖來,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據。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文化都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逐步發展出來的。古今中外都無例外。預先由少數人打好藍圖在發展文化,那是絕不可能的事。藍圖如果由政府提供,則更有流入以官方的意識形態扼殺文化自由發展的危機。但是藍圖雖不可有,起碼的共識倒是不可無。我個人覺得以下幾點原則也許可以做爲建立這一共識的參考:

一、現代中國人生活中必須要有某些精神資源以爲社會與個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據。
二、有些精神資源可以從外面汲取,但是只有在與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爲一之後,才能真正發生力量。文化移植只能就個別的因子而言,不是全面取代。事實上,歷史上從來沒有全面取代而成功的例子。
三、既然如此,我們首先必須正視自己的文化傳統。盡可能地客觀的瞭解,再進一步做理性地批判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傳統不但豐富、複雜,而且有很多的層面。我們決不能籠統地看待它或加以簡化。
四、這種新的文化必須是多元的,而不是定於一尊的。
五、多元並不是混亂和機械式的平均發展。其中可以有主流和支流之別,甚至主流之中又有分流。
六、但是無論是主流、支流或分流,都只能是自由、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社會力量所能勉強造成的。我個人深信學術思想以至通俗文化,通過一個群流競起的自由發展階段,最後自然會形成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取決於大多數個人的選擇。

……

    怎樣才能在中國發展新的人文傳統?首先必須是社會一般人能有一番新的反省和認識。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責任尤其重大。去年台灣曾舉行過一個關於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討論會,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重視社會人士的新反省,因為我覺得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社會,而不是政府。政府在這一方面反而是應當“無爲而治”的。“無爲”是指政府不應直接提供任何文化發展的“藍圖”;“治”則表示政府應該從旁提供文化發展的條件。這裡有兩項最重要的條件:第一是提供充足的經費,使人文研究可以和科學研究一樣地得到應得的鼓勵和刺激。第二是提供充分的研究自由。


整理自余英時著:<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23-38。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余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美國史學家一提到“歷史客觀性”的觀念便往往使人聯想到下面種種預設:如歷史世界客觀獨立于研究者的意識之外(所謂out there);不受研究者的主觀解釋的影響;歷史世界是唯一無二的,研究者所能發現的歷史真理也只有一個,因為歷史真理必須符合歷史世界的實相;研究者對於歷史所提出的解釋是否與事實相符合完全看它是否對于一切相關的歷史事實都能處理得面面俱到;如果解釋與事實之間發生沖突,則必須尊重事實,放棄解釋;研究者自覺地清除一切偏見并運用嚴格的批評方法,不但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建立事實,而且可以找出史實之間的因果關係。總之,事實與價值之間,歷史與虛構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49。



清代的考證學源於經典文獻的研究,與西方現代實證主義史學師法自然科學的模式大有不同:前者往往用詮釋方法以濟實證之窮。后者則與詮釋處於直接對立的位置。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0。



        清風:歷史真理(真相)只有一個,我們唯有用現今世界存有的歷史資料、文獻,及以邏輯、合理的科學方法、分析方法,來補足、填補歷史的空白、空缺。



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余英時
我這一篇考據文字,在文字、在方法上是與錢先生的《諸子系年》相通的。我是“排比聯絡,一以貫之”,“以諸篇之抄襲證成一篇”,“用力較勤,所得較實”。同時,也是和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相通的,“我的方法是把《十批判書》與《諸子系年》一篇篇地仔細校勘,采得了每一篇抄襲的根源,以及各篇之間的相互關係,然后再下斷語。我并沒有把它們孤立起來看,用主觀的見解去任意加以解釋”。因此“就我所能運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來,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較心安理得的”。不過,我唯一感到憂慮的是,不知道郭沫若先生看到我這篇考據之后會不會認為“我的意見和他所見的完全相反”,因而“感覺著這樣的論據實在是薄弱得可笑”!
郭沫若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05。







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 — 敬悼錢賓四師》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發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 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池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 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 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麽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 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 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 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 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 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〇年 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 剛在這裏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念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 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 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 的房間,一張長桌已占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 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 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誌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 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麽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很多年以後,我才知 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 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盡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 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茍言笑的人。但是這 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盡量遷就學生的程 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 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裏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 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 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 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 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註意到他的眼睛是濕潤的。不用 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 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麽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 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裏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 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謂的 “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這種尊嚴使你在他面前永遠會守著言行上的某種分寸,然而又不覺得受到什麽權威的拘束。說老實話,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錢先生不但無權無勢,連吃飯都有困 難,從世俗的標準看,哪裏談得上“權威”兩 個字?這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幫助以後,特別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早期的新亞學生 和錢先生都是患難之交以後,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亞了,香港大學又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錢先生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當然遽速上升。但是就個人的親身 體驗而言,錢先生則依然故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發展以後的新亞遷到了嘉林邊道。我仍然不時到他的房間裏聊天,不過常不免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有一 次,一位剛剛追隨他的文史界前輩也恰好在座,忽然這位先生長篇大段地背誦起文章來了,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麽,錢先生有點尷尬地笑,原來他背誦的是錢先生幾十 年前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字。這一切都和錢先生本人毫不相幹。一九六〇年春季,錢先 生到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我曾兩度去奉謁,他和錢師母也兩 度到康橋來作客。他們臨行前,還和我們全家同去一個湖邊木屋住了幾天。我們白天劃船,晚上打麻將,這才恢復到我們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種交遊。錢先生還是 那麽自然、那麽率真、那麽充滿了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

上面描寫的錢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較完整地看到這一面也是出於特殊機緣造成的。錢先生從來不懂得嘩眾取寵,對於世俗之名也 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麽叫作“制造社會形象”或 “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對青年人說過分稱譽的話。除非有五十年代 香港的那種機緣,錢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為人發現的。他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那句話,深信不疑,而近於執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閑談時也不知提到了多少 次,但他並不是向我說教,不過觸機及此罷了。

上面說到我得到錢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以外,這也有外緣的關系我在新亞先後只讀了兩年半,正值新亞書院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常要奔走於香港與臺北之 間,籌募經費。一九五〇年 年底,他第一次去臺北,大約停留了兩三個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沒有開課。五一年冬他又去了臺北,不久便發生了在聯合國同誌會 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錢先生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所以整個五二年春季他都在臺灣療養。五二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 畢業生之一,但錢先生還沒有康復,以致竟未能趕回香港參加。所以我上錢先生的課,一共不過一個半學年而已。事實上,我有機會多向錢先生私下請益是在他傷愈 回港以後,也就是我畢業以後。

大概在一九五〇年秋季開學不久,我為了想比較深入地讀《國史大綱》,曾發憤作一種鉤玄提要的工夫,把書中的精要之處摘錄下來,以備自己參考。我寫成了幾條 之後,曾送呈錢先生過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外向他請教。錢先生的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你做這種筆記的工夫是一種訓練,但是你最 好在筆記本上留下一半空頁,將來讀到別人的史著而見解有不同時,可以寫在空頁上,以備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他的閑閑一語對我有很深的啟示,而且他透露出他 自己對學問的態度。《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認別人從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論 點、初學的人則應該在這些不同之處用心,然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話說,錢先生的系統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這個意思,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言”和“書成自序”中也隱約地表示過,但是對我而言,究竟不及當面指點,直湊單微,來得親切。從此以後,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斷,約束自己在讀別人的論 著—特別是自己不欣賞的觀點—時,盡量虛懷體會作者的用心和立論的根據。

這次以後,我曾不斷提出《國史大綱》中的具體論斷,請他說明為什麽要這樣說,而不那樣說。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鳴”。我漸漸明白原來他多年在北 大等校講授中國通史的過程中,讀遍了同時史學專家在一切重大關鍵問題上的研究文字,然後根據他自己的通史觀點而判定其異同取舍。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西魏府兵 制,他便向我說明他和陳寅悟的看法有何異同之處。他認為陳寅悟過分強調了宇文泰個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則寧可從胡漢勢力的消長上去著眼。他很 推崇陳寅悟的貢獻,但認為專題考證的具體結論和通史所需要的綜合論斷未必能完全融合無間。我舉此一例,以見《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 如金,語多涵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

我們討論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但重點總是在現代史學的演變方面。我從他的談論中,逐漸領悟到中國傳統學術一方面自有其分類和流變,另一方面又特別註重整體 的觀點。這是“專”與“通”的大問題。但是這一傳統和現代西方學術的專門化趨勢接觸以後,引起了許多有關如何溝通和融化的困難,一時無法解決如果單純地依 照西方的分類,各人選一專門的範圍去進行窄而深的斷代研究,當然也會有成績。但在熟諳中國傳統的人看來,總不免有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註重“通”的傳 統,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的道路,事實上又是研究者的時間、精力、聰明都不能允許的。錢先生走出了自己獨特的 “以通馭專”的道路。現在大家都把他當作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國史大綱》中“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 章尤其有絕大的見識,顯示了多方面的史學修養和現代眼光。在錢先生門下,以我所認識的人而言,嚴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後治人文地 理,都是受到錢先生的啟發和指導。一九五三年錢先生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三四個研究 生,我也在其中。但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由錢先生任導師。錢先生仍一再叮嚀,希望我不要過分註意斷代而忽略貫通,更不可把社會經濟 史弄得太狹隘,以致與中國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配合不起來:這仍然是“通”與“專”之 間的問題,不過錢先生的道路並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這個大問題也一 直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他也承認這個問題恐怕無法統一解決,只有憑各人性之所近,分途摸索。也許等到新的研究傳統真正形成了,這個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這裏又顯示了錢先生治學的另一面:他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是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並沒有陷人相對主義的泥淖。他相信,各種觀點都可以用之於中國史的研究,然而學術價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觀的標準,也不完全是時人的評價即能決定,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了吸塵器中的灰塵。這便回到“人不知而不慍”那個老話題上去了、但是他承認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 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可惜為戰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

錢先生回憶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的變遷,對我也極有吸引力。最初我只是為了好奇而向他追問各派的人物的性格和治學的長短及彼此間的關系,但久而久之,我對民 國學術思想史有了比較親切的認識。這一部分的知識更是書本上所找不到的。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了中國史學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 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 不盡相合。因此,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為投緣,甚至左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範文瀾也十分註意他的著作。四十年代中,範文瀾開始編《中國通史簡編》,便頗取材於《國史大綱》,不過解釋不同而已。此外如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 繆鳳林、張其的也和他交往很密切。錢先生不在任何派系之中,使他比較能看得清各派的得失;他又有自己的觀點,所以論斷鮮明,趣味橫生。一九七一年以後,我每次到臺北去看他,只要話題轉到這一方面,他總是喜歡回憶這些學壇掌故。我曾一再請求他寫下來,為民國學術史留下一些珍貴的資料。這也許有助於他後來下決 心寫《師友雜憶》。但是《雜憶》的文字還是太潔凈、太含蓄了。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但讀者如果不具備相當的背景知識,恐怕很難體會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說言外之事了。

自從獲得錢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十小時之內,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歷了無數次。有些記憶本已隱沒甚久,現在也復活了起來。正如錢先生所說,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 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人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但是反之則不然,因為錢先生的生 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則毫無影響可言,最多不過如雪泥鴻爪,留下一點淺淺的印子而已。

這篇文字在情感波動中寫出,無暇修飾,也不能修飾,但所記僅僅是一個輪廓。在結束之前,讓我敘述一個剛剛發生的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富有象征的意義。

我在美國教學和研究已三十年,錢先生的著作當然是和我的工作分不開的。在我的朋友和學生之中,當然也有不少人因為我的指引才去細讀錢先生的著作。其中最明 顯的當然是Jerry Dennerline。前年(一九八八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的《錢穆和七房橋的世界》這是以《八十憶雙親》的譯註為基礎而寫成的專著。

但是三十年來,我並沒有利用任何機會去宣揚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好像要造成一個“學派”的樣子,這也是本於錢先生的精神同時,我深信“道假眾緣,復須時 熟”之說,揠苗助長是有害無利的。而且錢先生畢生所發揮是整個中國學術傳統,不是他個人的私見。過分強調或突出他個人的作用,不是擡高或擴大他,而是降低 或縮小他。他對章學誠“言公”和“謝名”的深旨,低回往復,不能自已,其故正在於是。

我個人幾十年來也沒有直接寫到錢先生的機會,因為我在美國的教學和研究都不涉及近代和現代的人物與思想。一年多以前,我接受了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邀請,在今年九月初參加一個討論世界各國 “民族史的概念”(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的學術會議。我想借此機會聽聽其他國家的專家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因此幾經考慮之後,決定參加。我的題目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史概念的變 遷”,論文期限本在六月底,但因為我七月初回臺北開會,加上其他事情,一直延至最近才趕寫了出來。這篇文字從章炳麟、梁啟超開始,最後一位代表,恰好是錢 先生。在我得到錢先生逝世消息的前幾個小時,我正在撰寫《國史大綱》所體現的民族史的意識。也許在他離開人世的那一剎那,就是我介紹《國史大綱》的時刻。 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麽感應之理呢?也許像我在上面所說的,由於他在我早期的生命中發生了塑造的力量,這種力量在他臨終前又從我的潛意識中湧現了出來。無論如 何,這總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巧合。但是使我備加哀痛的是:我不能不對這篇文字作一次最後的修改,添上了他的卒年,並且把動詞改為過去式。

錢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生命在內。
(本文作於一九九〇年)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