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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沈從文:《過北海後門感事》

過北海後門感事

依依宮牆柳,默默識廢興。
不語明得失,搖落感秋深。
日月雙轉丸,倏忽萬千巡。
盈虧尋常事,驚颷徒自驚。

詩意簡註:

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生死線。對新時代的來臨,他卻疑慮不安,心情鬱悶。在困惑中,他割腕自殺,然獲救。從此,其一生斷然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雖然沈氏逃過「反右」一劫,但他很多好友,連他的長子也被打成右派。其學生汪曾祺也成了右派,原因之一就是爲沈從文說過抱不平的話。被稱爲「反共老手」的沈從文,當然難逃「文革」之浩劫。沈從文遭抄家,被罰掃女廁所,後來又被趕到鄉下看菜園,當豬倌。

經過如此漫長而崎嶇的歲月,沈從文成了一個沉默的人。一九七一年冬,沈氏因心髒病申請回京。一九七二年冬,沈從文這個「沉默的人」,卻敢於寫下這首石破天驚的感事詩。北海毗鄰的中南海,是國家的權力中心。伏家芬先生曾在《當代詩詞》行文論述沈氏此詩:「此詩以比興手法,惋歎「「四人幫」之盛極必衰;蓋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此雖短章,卻極有分量,因其委婉悠圓,有才不露也。」

晚年沈從文處境的改善,皆因海外掀起的「沈從文熱」,并傳回國內的文壇。沈從文從一個「反動作家」,「有爭議的作家」變成了出口轉內銷的「國寶」。然沈氏已看淡個人的毀譽得失,有言:「持平守常。」香港學者曾敏之曾有七律頌沈氏,詩中兩聯足可概括沈氏之一生:「早歲才情文倚馬,晚年研古器精純;坎坷不墜青雲志,報國猶存赤子心。」


梅振才編著:《文革詩詞鈎沉》,香港:明鏡,二〇一〇年,頁三二二—三二三。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雲松《紅衛兵的下場》

紅衛兵的下場
雲松

【大紀元2月17日訊】「文革」是中華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災難。文革研究已被中共列為禁區,思想界、理論界噤若寒蟬,誰都不敢觸碰。中共害怕暴露它的罪行, 害怕人民的清算。中共希望時間淡忘一切。中國人也真的像患了健忘症,對文革的記憶已很依稀,特別是年輕人,由於中共有意識的掩蓋,對於文革的認識只是一種 模糊的概念,彷彿已經非常遙遠。這樣慘痛的民族浩劫和深重的巨創,就這樣被輕易遺忘,實在是可怕。由於全社會對文革缺乏反思,更談不上從中吸取教訓,所以 歷史才會重演,「六四」屠殺學生,鎮壓法輪功,都是文革的再現。

文革本來是共產黨內部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卻演變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全社會 的大破壞,真是有點匪夷所思。文革的災難,不僅是數百萬人的喪生,經濟的崩潰,更嚴重的是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徹底破壞,摧毀了中華民族維護道德的基石, 導致了中國社會道德的大崩潰、大淪喪,一直影響到今天,這才是真正的內傷。在共產黨的教唆下,人們瘋狂的破四舊、砸寺院、毀道觀、推佛像、燒古籍,無數珍 貴文物、藝術精品、典籍史料被付之一炬;無數古蹟被毀滅的無影無蹤;連死人的墳墓都不放過,破壞無弗遠屆。人們恨不得抹去歷史的一切痕跡,切斷與過去的一 切聯繫,好像現代人不是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而是從石頭縫蹦出來的。文革是中國人魔性的一次集體大爆發,全民瘋狂、全民犯罪,人人推波助瀾。失去了傳統道德 的約束,共產黨鬥爭哲學的破壞力最大限度的發揮了出來。特別是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紅袖章、紅標語、紅海洋、忠字舞、大喇叭、大字報的影響下,人性惡的一 面被完全激發了出來。人們以革命的名義,無所顧忌的幹著一切壞事,喪失了一切良知和理性,其思想和行為觸目驚人,那種完全瘋狂的表現,是有正常思維的人不 可想像的。共產黨就有本事把人扭曲到這一步。

在這場大災難中,紅衛兵是破壞的主力。毛澤東為了打擊他的政敵,大搞個人崇拜,利用人民對他的 盲目崇拜,向他的政治對手示威,從精神上打擊對方,壓垮對方,然後任意宰割對手。毛澤東利用謊言和欺騙,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後驅使人民,為他邪惡的目的 獻身賣命。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山呼海嘯般的口號聲,接受紅衛兵的朝奉,頻頻揮手,發出了一道道指令:「揪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瘋狂照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中國!」「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些「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以無比狂熱的 革命熱情,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破壞。毛澤東操縱這些天真幼稚的年輕人是如此的得心應手。這些昨日課堂裡謙恭的學生,家長膝下溫順的孩子,轉眼間就變成了無 惡不作的暴徒。他們揪走資派,鬥地富反壞右,破四舊,幹得興高采烈,得心應手。他們可以把昔日的老師用皮鞭抽死,把無辜的人關在黑屋裡餓死;在所謂的地主 婆身上跳忠字舞,將她們活活的踩死;將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活活摔死、砍死……他們做著這一切,而沒有一絲的不安和愧疚。他們幹著這一切最邪惡 的事情,反而認為這一切都是最正義的,是革命行動。他們從共產黨邪惡的教唆中為自己的罪行找依據,尋安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衣,不是溫良恭儉 讓,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因此而心安理得。他們把自己的犯罪理解為革命行為,是革命性的表現, 因此而爭先恐後,誰最殘忍就是最革命。革命本來就是殺人的代名詞,這件最恐怖的事情,在共產黨的語彙中,卻變成了一件最崇高、最正義、最富詩意的一件事 情,也成了這些年青人最嚮往、最憧憬的理想。這些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灌輸下長大的年輕人,完全用共產黨的標準來衡量事情,徹底淪落為共產黨的殺人工具,而沒 有一絲人的理性,反而認為自己最聰明、最正確,是正義的。他們完全喪生了人性,反而認為人性是資產階級思想,是軟弱的表現,他們要的是最徹底的革命性。人 性,人性,人的本性,沒有人性還能叫人嗎?連禽獸都不如。共產黨就這樣把人變成了獸。

這些最革命的、狂熱的紅衛兵小將,他們的下場如何呢?很快他們就自食其果,受到了懲罰,遭到了報應。

在打倒了走資派,鬥垮了地、富、反、壞、右,砸爛了四舊後,這些造反派失去了鬥爭目標,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於是,他們開始了內訌。為了爭權奪利,「保衛勝利 果實」;也為了標榜自己是最正確、最革命的團體,各個造反派組織大打出手,開始了一場大混戰,「文攻武衛」,全面武鬥,其殘酷和慘烈,簡直不亞於國共內 戰。在持續近三年的武鬥中,多少人喪生?官方至今仍諱莫如深。有學者估算武鬥死者約有二至三百萬人,其中最少有50萬是紅衛兵造反派。這些初出茅廬、不知 天高地厚的紅衛兵,在工人老大哥和農民兄弟那裏吃了大虧。他們死的毫無價值,他們死的極其可悲,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存在,他們已被歲月淹沒。我在重慶歌樂山 看過一片紅衛兵基地,極其淒涼和冷清,沒有墓碑,沒有一絲記載,那些雜亂不堪的土包裡,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年輕的生命;墳墓上長滿了灌木,底下鋪著厚厚的枯 葉,整個墓地死一般的沉寂,我彷彿聽到他們的靈魂在哽咽哭泣。

毛澤東在利用紅衛兵把他自己最大的對手劉少奇打倒後,把劉少奇的勢力所謂的走 資派全部清洗後,這些紅衛兵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反而成了他的包袱、他的心病了。在武鬥漸漸平息後,毛澤東又下令關押了一些紅衛兵頭頭,將紅衛兵組織解散 了。這些年輕人砸爛了學校,上不成學了;搗毀了工廠,也無工可做。毛澤東又大嘴一咧,號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 可為」!毛將他們驅逐到了農村,驅逐到了邊疆。他們又有了一個新的稱呼「知青」,他們像一塊抹布一樣,毛用完了,又將他們拋棄了。他們許多人又懷著滿腔熱 情,改天換地的壯志去了,在現實面前很快被碰的一鼻子灰。艱苦的生活,枯燥的勞動,陌生的環境,渺茫的前途,不可測的命運,使他們沸騰的熱血漸漸冷卻,將 他們的豪情壯志消磨的無影無蹤。「返城」成為他們的唯一希望好目標。

毛死後,毛的路線被清算,被毛打倒的走資派紛紛復辟。這些造反派又成了老幹部復仇的對象,造反派頭頭成了三種人,有的被關押判刑,有的被開除放逐,有的被打入黑名單,終身不得使用。

在農村放逐的青年,經過種種周折,紛紛返鄉後,卻發現自己完全成了社會的邊緣人,沒有工作,甚至沒有戶口。文革後雖然恢復了高考,可是他們在求學的年代,忙 於鬧革命,沒有受到最起碼的教育,名為知識青年,其實比文盲高不了多少。能夠榜上有名的,只是極少數的幸運兒。到了中晚年,他們又遇到了下崗潮,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們真正成了失落的一代,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社會底層,終身潦倒。這還沒有完,在未來人類的大淘汰中,他們中很多人還將受到上天的懲罰。

現代的愛國憤青們,不知道這些紅衛兵先輩們的命運,是否對你們有所啟示?你們現在的心態和他們當年是何等的類似。他們當年比你們還要狂熱。你們的共同之處就 是不自覺地用共產黨灌輸的觀點去看問題,從而喪失了正確的判斷能力;你們共同的悲哀就是被共產黨玩弄於股掌而不自知,反而自以為是。共產黨現在不講革命 了,革命這個名詞臭了,不靈了,再革就革到它自己頭上了。它現在講「愛國」!「愛國」這個名詞多動聽啊,多高尚啊,誰不愛國呀,不愛國就是賣國者,多可恥 呀。共產黨用愛國這個詞,輕易的將你們煽動了起來;又利用你們的愛國熱情攻擊那些反對共產黨的正義之士。你們沒有用理性深入思考一下,什麼是愛國,怎樣才 是愛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其實就是愛黨,你們的愛國也是愛黨,共產黨黑暗、專制、腐敗,殘害人民,反對它不對嗎?那些反對共產黨黑暗專制統治的正義之 士,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誣蔑在國外的反對者都是反華勢力、賣國者。孫中山是公認的偉大愛國者,他從事反清活動主要是在海外,難道也是賣國?共產黨是 蘇聯人組建的,早年是完全受蘇聯的遙控指揮,它們的領袖骨幹,像周恩來、鄧小平等一大批人物,在蘇聯都受過專門的政變訓練,他們是不是賣國?千萬要清醒過 來,不要再受共產黨的愚弄欺騙。




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劉曉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

劉曉波: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
再過幾天,就是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紀念日,但象改革以來的每一個文革紀念日一樣,中國再次出現外熱內冷的巨大反差。

中共官方的壓制和封鎖,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個體的良知匱乏,也不能推卸責任。特別是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都不敢面對自己的文革經歷,更不願承擔道義責任,甚至可以說,在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的今天,對這場“浩劫”的全國性反思還未開始。

一方面,儘管中共官方於1981年發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擁護。但僅僅是用 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體罪惡,把林彪和“四人幫”作為毛澤東替罪羊,用黨犯錯誤來掩蓋制度弊端。而且,政權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調談論文革,卻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儘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麼沉默、要麼自我辯護;絕大多數受害者大都用各種托詞來關閉記憶,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願意 講受害經歷。比如,最為狂熱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適齡青年,然而,直到現在,除了極少數老紅衛兵有所反省之外,絕大多數人皆以“不堪回首”為藉口而保持沉默。從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到九十年代的諸多文革回憶錄,非但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個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謙卑懺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無悔”的大義凜然!

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聯動”橫行北京、最為瘋狂。公然提出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口號,實施過令人髮指的暴行,對遇羅克之死以及 眾多被株連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些造反先鋒對當年的回憶,要麼標榜純潔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義,要麼訴說是父輩和他們自己如何受難,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搶、私設公堂等野蠻行為,基本不提他們那種“自來紅”的特權傲慢,也不提他們造反來自強烈的奪權動機,更不會向他們的受害者表示絲毫懺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個體責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責歸咎為極少數替罪羊(如四人幫),或者歸結為抽象的時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體性。

比如,2003年12月,葉劍英的兒女兒葉向真曾向鳳凰衛視談到過葉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雙重身份--中共元帥之女和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領袖- -使她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連她自己也承認那時的她“太過出名”、“太活躍”和“太過折騰”。但她對自己的紅衛兵領袖生涯的敍述,只是極為簡單地幾句帶過,沒有任何具體細節,加在一起只有58個字,既沒有交代她參加紅衛兵的過程,也沒有她參加了那些造反活動,是否參與過“打砸搶”和“揪鬥”,是否迫害過別人。自然,內疚和懺悔也就無從談起。然而,對江青整肅葉家、葉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獄之災的敍述則詳實生動,有起因、有過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細節、體驗和所受到的身心傷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萬八千多字的採訪文字稿的25%以上。

作為一場全民捲入的狂飆,遭到殘害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難以統計出準確的數字。那麼,參與迫害的人數將幾倍於被迫害者,卻很少有人反省和懺悔。紅衛兵的紅色恐怖、造反派的武鬥、清理階級隊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四二二、內蒙內人党血案等大屠殺,至今仍然沒見到這些暴行的參與者的回憶和懺悔。

在此意義上,阻礙國人直面文革災難的負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參與制造文革災難的個體不願面對自己的歷史。正是這種不肯懺悔和反省的民族傳 統,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間基礎。因為在網路時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於反省和懺悔,那麼官方絕對無法封鎖民間對文革的自發反思。

呼籲當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進行個體性的反省和懺悔,並非是要對他們進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審判,而僅僅是為了:1,還原文革大災難的真相,並通過還原真相來總結文革的教訓,以避免此類悲劇的重演;2,逐步擺脫那種把所有災難歸咎為外在因素而不願直面個人責任的傳統意識,進而培育一種健全的個人責任意識;3,把文革這場全民參與的大災難變成國人的精神財富,通過每個人自願的反省和懺悔來提升國人的精神素質。

可悲的是,中國特色的文革悖論延續至今:文革作為一場官民共同承認的“浩劫”,卻變成受害者(如鄧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願懺悔,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官權的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文革的最大禍魁毛澤東仍然是中國的“大救星”, 文革造反中出盡風頭的高幹子弟變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

對於重大公共災難的參與者而言,當絕大多數個人不願面對歷史真相之時,沉默或說謊的代價將被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負面代價的持續積累就是在積累社會危機,並把這種危機一代一代地轉嫁下去:一代代繼續說謊,直到謊言徹底腐蝕了一切,中國人再不知道何為個人誠實和何為歷史真相,從而一次次或濫用或錯過或放棄歷史的機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開的清算和討論,浩劫就一直沒有過去,只不過變成另一場更隱秘的“浩劫”: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2006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2010年11月26日星期五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 陈寅恪之死》



1

至此,歷史的筆觸已可以在年近80的陳寅恪的靈魂深處探尋。探尋這位心實已死、只餘軀殼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師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儘管這非常困難,印痕已渺不可辨。

據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若去看望陳寅恪,須先向歷史系的掌權者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能登門探問,但數年間她還是有一些機會與陳寅恪見面。

有次,陳寅恪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通識”如陳寅恪,竟有如此一問,其悲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見。又有一次,陳寅恪對前來探望他的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回答:“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寅恪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多年後,回首往事,黃萱這樣說:“我的回話陳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東西又怎忍欺騙先生?陳先生的學識恐怕沒有什麽人能學,我更不敢說懂得其中的一成。”

陳寅恪這些話表明,“沒有參加運動”的老人,對形勢並不陌生,他的思維依然清晰與敏銳。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畫檢查交待,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據個別看過這些書面交代的人回憶,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間人人都不能不寫的套話,但真正最能顯示陳寅恪心態與風骨的,還是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1967年4月2日,陳寅恪便有這樣的一紙“聲明”:“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系,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二十年間,晚年的陳寅恪為歷史留下了多份“聲明”及申述書函,從用詞到行文風格,這份“聲明”與陳寅恪以往的“聲明”極為相似,當是陳寅恪發自內心情感的 文字無疑。在最混亂的1967年,陳寅恪式的“尊嚴”,一有機會仍頑強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跡近難尋。那麽,支撐著這位早幾年已平靜地等待死 亡降臨的文化大師,度過一千多個恐怖與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麽呢?一份當年中山大學編寫的“形勢報告”,有一段充滿了極“左”語言的敘述,為我們猜測陳寅恪在這三年的精神狀態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料。在陳寅恪生命最後的一年,中山大學對“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聲稱‘不吃中國面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海裏,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巖岩石腦袋見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無限上綱上線、極盡斷章取義之能事等等做法早為世人所厭惡,所以“文革”期間的材料可信程度應打上問號。但陳寅恪“一直態度十分惡劣”, 引起革命群眾“憤恨至極”,則完全有可能折射出歷史的真實-陳寅恪縱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學當年的“總結”或“形勢報告”一類的材料中,對“反動學術 權威”一類的人用上“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等評語,並咒罵“就讓他帶著花崗巖腦袋見上帝去吧”.需知,這樣的語言還是來自比較“正規”的校方正式文件、學習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陳寅恪“興亡遺恨尚如新”一句詩,出自《論再生緣》中陳寅恪感嘆與陳端生感同身受而吟詠的一首七絕。詩雲:“紅杏青松畫已陳,興亡遺 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歸去,腸斷看花舊日人”。“造反派”們只是憑直覺認為“興亡遺恨”與新舊政權有關。中山大學前歷史系教授何肇發二十多年後這樣認為,幸虧當年“造反派”根本讀不懂陳寅恪的詩,不然陳寅恪極有可能當場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據知情者回憶,“文革”期間“造反派”曾令金應熙等人“注釋”陳寅恪的詩作。故陳寅恪的“反動詩作”也成為陳寅恪的一條罪狀。

“不甘心”的陳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殘存了一千多個日子,直到耗盡了最後一縷不平之氣。從1959年陳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開表達“死” 的意志開始,“死亡”的話題從此若隱若現地伴隨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頑強地活著。當無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來解脫生命所不能隨的屈辱與重壓時,甚有條件自行了斷此生的陳寅恪,卻表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誌。

陳寅恪的“不甘心”,絕非如“造反派”所認為的為了“蔣家王朝”。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檔案中,明確地記載著這兩個“備戰”風雲甚濃烈的年頭,陳寅恪對形勢有如此判斷,“他對國民黨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陸表示懷 疑”。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他(陳寅恪)表示高興,認為我國有了核力量將會更加強大。”這些記載表明,陳寅恪對當時中國 共產黨的力量分析與評估,體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睿智。

陳寅恪的“不甘心”,也許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而他作為一個學人所表現出來的氣節,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慘遭蹂躪為代價,經受了平生以來最殘酷的一次考驗!


2


陳寅恪沒有死於精神崩潰,而是死於生理機能再也無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陳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幫兇的一物-有線廣播的高音嗽叭。

“文革”時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惟有很多“革命行動”顯得步調有序、反應迅捷,其“功勞”首推這種高音喇叭。在運動中,它是一種極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時對於很多被批鬥者來說,它傳遞著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

東南區1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有兩年多的時間,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時期,陳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在這段歲月陳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殘,想來其真相已永遠不足為外人道 矣。造反者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便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以聽覺達到摧殘的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 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了陳寅恪的床前,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淚寫成的《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顫顫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 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

陳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嚇死的,但梁夫人為這一野蠻行徑添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陳寅恪的心臟病日趨嚴重。

折磨,在1967年1月後進入高潮。陶鑄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號的“造反派”紛紛上門逼令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黑關系”。用“慘無人道”一詞來形容,並不為過。1967年夏,唐篔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大概是在這個時候,陳寅恪寫下一幅“遺恨塞乾坤”的預挽愛妻的對聯。聯雲: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對泣”的古典,比喻為夫妻共守窮困;“廢殘難豹隱”,道盡人生的無奈:天欲絕陳,先毀其目,後奪其足,即便命運如此,欲覓一避世隱居處了此殘生也不 可求。這副“預輓妻聯”語氣極之淒涼,在生命快將終結之時,歷史與現實強加給人生的各種“俗累”逐漸隱去,最古樸的一種情懷開始彌漫。生命經歷了數十年的奮進、搏鬥、掙紮後,終於又回復到它最樸質的本色:自它誕生之日起,便有萬般憂愁,活著是一種痛苦。陳寅恪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副對聯,非是文化意義的,更非是政治意義的,而是人類永遠不能擺脫的一個感受-關於生命的苦難。

唐篔經年為病痛所困。在晚年,陳、唐兩人一直認為唐篔將先陳寅恪而去,這也是陳寅恪在唐篔生前預撰挽聯的一個內情。在1967、1968年之際,這對四十載相依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這段時期,陳寅恪向校方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內雲:“一,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 至。二,唐篔現擔任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作,和清潔工雜工工作,還要讀報給病人聽,常到深夜。精神極差。申請暫時保留這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 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個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如“嬰兒一般”失去旁人護理便無法生存的陳寅恪,在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憐惜之情。在陳寅恪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無限上綱上線的日子裏,陳寅恪的“申 請書”,無疑是用生命寫就的。

此時,陳、唐兩人相依相存的情勢已變成唐篔一人獨力撐承兩個生命的重荷。陳寅恪雖有兩個女兒同在中山大學工作,但二女兒早在 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兒也在1966年結婚遷出另築小家庭。革命的風暴也給這些“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帶來很大的傷害。陳家女兒們除了要參加運動,平時還不敢隨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來批判。在鬥爭陳寅恪時,據說陳寅恪的親屬中也有人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陳寅恪是大特務,陳家女兒也 是特務”。親屬中還有貼大字報雲“要堅決劃清界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千萬個家庭親情的傷害,也在陳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對於實際上已“死”過許多回的人來說,所有的傷害已變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3


死亡的氣息終於逼近。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1號2樓已住了16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陳寅恪的死亡。“文革”結束後,陳寅恪獲得“平反”,當年迫令陳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釋為:“因為‘工宣隊’看中這座樓房用來作指揮部。”一位 對陳寅恪晚年甚為了解的友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1969年1月29日,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百萬知識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片刻的喘息機會。19天后,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來臨。給予知識分子以“出路”的這個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陳寅恪的命運。

1969年3月5日。中山大學在一份<堅決落實毛主席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對於舊知識分子的反動學術權威要主義加以區別。像陳寅恪,一貫利用學術,堅持反動立場,惡毒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應劃為反動學術權威,要把他們批得比狗屎還要臭。以後,給予一定的生活費,養起來作反面教員”。不能給陳寅恪“出路”的癥結就在這里。其時陳寅恪已搬到西南區50號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環境,已不成樣子的家,並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這 一年已走到盡頭。

在這最後的時刻,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校園大部分人(包括陳寅恪兩個女兒)都去了“五•七幹校”,只有革委會與“工宣隊” 等權力機構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文革”結束後,校方傳出陳寅恪在最後的日子裏還“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這個說法,正是源自這段“革委會”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的時期。真相如何,恐怕永遠都不可探究。因為直到陳寅恪死後,中山大學的有關材料依然用充滿了“階級仇恨”的語調,評價“比狗屎還要臭”的陳寅恪的所謂政治態度。死不悔改的陳寅恪,死後依然遭到詛咒。而民間的傳說,則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據說陳寅恪臨終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門查看,陳寅恪斷斷續續表達了兩個觀點,一爲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二是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其時中國與前蘇聯在珍寶島地區發生了一連串武裝衝突,兩國總理爲此就邊界地地區領土問題舉行爲世界矚目的外交談判,陳寅恪為此事而表態,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問題徵詢過陳氏的意見。而“行將就木”的歷史學家承認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表名陳寅恪最終與共產黨“劃清了界線”——這就是這個傳說最傳神的一筆,當年人們已這樣理解陳寅恪。民間傳說很生動,似乎也“很可信”!


比較肯定的情形是,在這生命最後的二百來天裡,陳寅恪已瘦得不成樣子,少數親朋好友偷偷登門看望,他也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年10月7日晨5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旅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痹而含冤去世。

陳寅恪死得很平淡。一個卓越的知識分子這樣死去,在那個年代很普通,很常見。經年的苦難一朝得結束,於陳寅恪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壯留給了後人。

對自己的結局,有一點是陳寅恪預測落空的,那就是他先愛妻而去。正因為這樣,在他去世後,令人很傷痛的一件事發生了。45天之後,1969年11月21日晚8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篔亦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篔死於心臟病、腦出血。但在這四十五天中,唐篔從容為自己安排後事。她囑咐從四川趕來幫忙料理陳寅恪後事的大女兒流求,若她死後不必再從四川來廣州了;并一再寄語三個女兒要好好團結。在這45天中,唐篔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安排考慮到了,她曾對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唐篔去世後,她這種異乎尋常的安排便解開了生與死的謎底。

死,是輕而易舉的。唐篔大半生靠藥物維系著生命,只需停藥數天,生命的苦痛與哀傷便永遠結束。18年前,“我敬姐誌節”的唐篔曾滿懷感傷之情寫下<哭從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詩,詩中兩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並以敬懷的筆觸寫下這樣兩句:“姐母殉夫死,姐亦傳其烈”。18年後,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顯現。71歲的唐篔,平靜地了斷了纏繞71年的人生之淒苦。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亦為陳寅恪而死。陳寅恪的人生,應該延續到1969年11月21 日這一天。


4

命運各異,但悲劇卻相似。

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來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終歸宿吧!
    
陳序經先生
     
陳序經,在1963年兼任廣東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文革”期間,陳序經因嶺南大學那段經歷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和“國民黨 特務”,受到專案審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陳序經,在南開大學面積僅6平方米的臨時居所裏突然去世。“造反派”堅持說陳序經是畏罪自殺,結果解剖屍體表明,陳序經死於心臟病突發,時年64歲。陳序經身後遺下四、五百萬字的著述。陳序經死後,他暫存在中山大學的三千多冊珍貴書籍被學校 後勤部門當廢紙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共得款127元零2角。

周壽愷,五十年代後期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第二附屬醫院院長、教授。“文革”期間因在四十年代曾為湯恩伯、俞大維、陳誠等人看過病而受到一連串的迫 害與淩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周壽愷被秘密地關押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飽受摧殘折磨。1970年6月15日,對內分泌學素有研究與建樹的周壽凱,因 “造反派”拖延時日不給醫治而死於胃出血,年僅64歲。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因精神苦悶憂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僅六十二歲。

劉節,是運動初期在康樂園第一個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間,劉節共遭受六十多場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鬥爭完畢,紅衛兵們仍意猶未盡,當場喝令劉 節“不準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結果,在拳打腳踢與怒罵聲的夾擊下,年已花甲的劉節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學的大禮堂。當社會傳出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不堪受辱自殺身亡的消息後,劉節卻這樣對人說,“翦伯贊死得不值,每回開會批判我,我就在心裏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學 一份<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對劉節有這樣的記述,“劉節舊思想仍頑固,在學習班上還說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共產主義精神,還大談他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義。”

1971年“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楊榮國走紅,與“尊孔”的劉節形成尖銳的對立。楊、劉兩人十余年間的恩恩怨怨糾纏已變成一個不可化解的死結。劉節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劉節死於喉癌,終年76歲。劉節身後遺下12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濕,絕大部分讓蟲蟻蛀蝕掉,剩下的殘卷不足兩箱。

吳宓,“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1970年代初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場批鬥中吳 宓左腿被“扭折”,從此只能倚杖艱難地行立;雙目又因白內障一度“全盲”。陳寅恪晚年遭受“臏足盲目”的痛苦,吳宓都經歷到了。這位畢生都具有書生氣的學 人,在“文革”期間有這樣一個“笑話”:吳宓知道“造反派”即將來抄家,他想到了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便急忙請求一個親友將日記運走。待這件事安排妥當,吳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將此事詳盡記錄下來。後來吳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吳宓的日記。但抄家者卻發現了吳宓述“日記運走事”的那個簿子,遂按圖索驥最終還是將吳宓視作畢生心血的日記悉數抄走。

“迂”得可愛的吳宓,在1971年9月8日給中山大學寄去一信,探詢陳寅恪夫婦的“生死情況。”歷二十余年“新風尚”的洗禮,改變不了的還是人生的本色。在這封給中山大學校方的信中,吳宓有“國立中山大學”,“宓1894年生,在美國哈佛大學與陳寅恪先生同學”等與“文化大革命”極不合時宜的語句。其時距陳、唐兩人去世已近兩年。1978年1月17日,時年84歲的吳宓去世。可算高壽的吳宓,如何度過最後屈辱的十年,歷史當還有許多“待發之覆”。

黃萱,1966年7月離開陳寅恪回到歷史系參加運動。儘管這位善良的女性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陳寅恪的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在“揭發批判”最緊張的日子裏,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樓,曾掛出一條從樓頂拖到樓底的巨幅標語,上書“黃萱與陳寅恪同穿一條褲子”。陳寅恪死後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黃萱交待所謂“與陳寅恪的關係”、“為陳寅恪幹了些什麽壞事”等材料。

1969年,中山大學歷史系清查小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捕捉到一個“新動向”:逼令黃萱交出“從剝削階級家庭得來的不義之財”。該年歷史系一份總結報告逼真地描述了這一“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清查小組第一次找黃萱談話,“第一次面對面交鋒,黃萱就交出二萬元存款”。事後清查小組成員分析,第一次交鋒遠未觸及核心。第二次談話,清查小組規定黃萱反復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篇光輝著作”,“黃萱流下了眼淚”。結果,“第二次交鋒黃宣交出九萬元”,“第三次交鋒黃萱交出二十萬元”,“第四次交鋒黃萱再交出公債八百元”。在數天之間,“毛澤東思想顯示了巨大的威力”,“黃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萬勞動人民的血汗錢。”

但命運並沒有放過一生淡薄名利與金錢的黃萱。1970年,她摯愛的丈夫周壽愷怪遭折磨而死。其時她正在“五•七幹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後一眼,留下了終生的痛恨。六年後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奪走了她心愛的兩個小外孫。

至此,這位目睹了與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女性,已把“這個世界看透了”。當年,陳寅恪對自己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這樣的評價:“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開始住在廣州,後移居故土廈門。在鼓浪嶼那座寬闊的別墅裏,這位陳寅恪晚年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超然世外,日觀雲海, 夜聽濤聲,依然勤奮地讀書,靜靜地感覺日子的流逝。

拿得起,放得下。陳氏知黃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陳寅恪的不滿。這是迄今僅見的陳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檔案記錄。“文革”期間端木正再受沖擊。1979 年中山大學恢復成立法律學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後兼任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最年長的法官。在陳寅恪晚年信賴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目睹了歷史的滄桑變化,他有幸在晚年能為祖國貢獻自己的熱和光。

歷史畢竟在前進!



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聯經,1997年,頁47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