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周作人
有許多事情，即使發生在身邊，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會不明白其究竟。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裏，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爲什麽竟這樣不同？我雖瞭解他們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現在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寫下來供專業研究工作者參考。
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爲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五四時期，投入新文化運動。當然，要說思想完全一致，出發點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兩人是怎麼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來，頗有獨特之處，它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爲手足，魯迅可說是手足情深的，曾寫過《別諸弟》等詩篇，特別對於周作人，因爲年齡相近，愛好相同，更爲關切。他曾犧牲自己的學業和事業，回國謀事，來供養尚在日本留學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屬。
即使魯迅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然而，還是好景不長，不幸在他們兩人之間發生了不可彌合的裂縫。
事情是由於搬進八道灣而引起的。這是在一九一九年底，五四運動發生之後。
從魯迅方面來說，他獨自奔走購屋、修屋，把全家從紹興搬到北京，滿心以爲他漂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更好地教書和著譯；滿心以爲他的苦心經營會得到報償，享天倫之樂，過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爲衣食奔忙，闊別多年了，這時兩人都邁進了中年，可以朝夕相處中，共同以文藝爲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嚴酷的事實卻粉碎了他的美夢。
這倒並不是因爲周作人不願意，而是爲了家庭日常開支弄得十分心煩。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錢不夠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職業，在家譯著有關生物學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和《婦女雜誌》，從編輯章錫琛的通信往來中，知道他們缺人，所以在八道灣只住了一年八個月，於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謀生了，免得好像在家裏吃白食。
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照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裏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裏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嘆地對我說，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土，他只得在內心感嘆一聲、因爲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外國醫生，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塊錢化掉了。
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於這樣。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問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裏癥大發作，周作人發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淩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裏．一講起日本，總是趾高氣揚，盛氣淩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魯迅看不過去，對周作人進行規勸，無非是「花錢要有個計劃，也得想想將來」這一類話，真也有周作人這樣的人。把好心當惡意。有一次，周作人說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國來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爲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情至義盡了，今後可以繼續養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來了。
魯迅的意見是對的，連日本作家增田涉也這樣說：「我對於周作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好感，儘管他寫作多麽有名的隨筆說著漂亮話，但在爲人上我是不喜歡的。或者，其中也許是介在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緣故吧？而當初，周作人夫人從日本來的時候，魯迅給她娘家匯寄生活費的事，在《魯迅日記》裏卻是記載著的。」魯迅待人以誠，卻不像周作人那樣好奴役，對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對．還要喚醒沈睡中的奴隸．要正確處理各種問題。可是，要喚起奴隸的覺醒，必然會觸犯奴隸主，連不覺醒的奴隸本人，也會痛恨別人攪亂了他做穩了奴隸的安寧。因此，魯迅就受到各種意料不到的折磨和打擊。他是愛孩子的，可是卻連孩子也不讓愛。增田涉說：「他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時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感慨的話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臟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魯迅對我說的是，他偶然聽到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讓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麽叫「讓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於是，這又是魯迅的罪過，得想別的法子來懲罰了。
在八道灣，魯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個月。
魯迅是怎樣離開八道灣的，因爲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沒有和我談過。只是在他的日記中看到這樣的記載：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居然不讓魯迅吃飯了，真厲害！
五天後，即七月十九日，「啟盂自持信來，後道欲問之，不至。」
這是魯迅看信後想問問明白，周作人卻避而不見，如果自以爲有理，可以當面指出，爲什麽兄弟倆就不能談談呢？
十多天後，即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終於搬到俞芳姊妹的磚塔胡同去了，就這樣永遠離開了八道灣。
磚塔胡同是臨時借住的，他曾問我有沒有錢，因爲他想買西三條胡同的房子，他是知道我剛進商務印書館，待遇是十分菲薄的，不過他這時實在非常窘困，身上一不名一文了。他東借西湊，到處奔波，又買屋脩屋，終於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晨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這西三條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處了。
魯迅離開八道灣，周作人夫婦總該稱心如願了吧！可是，卻不，對魯迅的折磨還沒有結束，事情發生在搬進西三條胡同新屋半個月後，魯迅在日記中記著：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速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魯迅已經讓出八道灣，搬到新居，只是來取自己的東西，還要這樣對待。罵詈毆打，說穢語，只能征服像周作人這樣的意誌薄弱者，卻不能征服魯迅。我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然而，魯迅並沒有取出他的全部財物。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曾寫過一段短文，說：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搜集鄉邦專甓廈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僅古專二十余及朾本少許而已。遷徙以後，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爲永念哉！甲於八月廿三日，宴之赦者手記。」
這篇題記的署名：宴之敖者。魯迅曾對許廣平解釋過它的意思。「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出方攴】，遊也）；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文中的「寇劫」，指古專拓片落人八道灣手中。「盜窟」是指八道灣。周作人如愛古專拓片，魯迅也不會吝惜，兩人可共編《越中專錄》。這方面我有切身體會，魯迅在日本時送我的一架顯微鏡，供我自修生物學用的，值好幾百元，可是周作人招來的妻舅，卻不講一聲地拿去賣了五十元，自己花掉了。八道灣早被占領，主權不在周作人手裏。魯迅的財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東流，《越中專錄》未能輯成。這篇本來不打算發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話了。
在西三條胡同新屋布置就緒後，我們的母親跟隨她的長子住到西三條，過簡樸的生活，即使魯迅逝世後，她也沒有回八道灣，可想而知，八道灣的生活何等難以忍受。她對所發生的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也想得相當深遠。她爲魯迅抱不平，對俞芳講過，魯迅親自買進、設計改建，還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沒份住，想起來都替他心酸。不過，她還講：「我說句實在話，分開倒對你們大先生有利。」
這倒是對的，魯迅雖然在精神上受極大打擊和物質上受損失，但分開了卻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話，錢都給八道灣搜刮去，他怎麽能像後來那樣資助、營救革命者呢？從八道灣來說，當初只是給他一個下馬威，也許沒有想到要逐出魯迅。誰能掙這麽多錢供他們揮霍，自己又這樣刻苦節儉？沒想到魯迅是不能被強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紂爲虐的結果，就是他此後獨力養活他那一大幫妻族，不過他也沒有什麽話說，這是他自己苦心從日本招來的嘛！
我們的母親對周作人的處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對俞芳說：「只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然而，這並沒有泯滅魯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時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說《弟兄》，是在一九二五年，被逐出八道灣，兄弟怡怡的幻想破滅之後寫的。他回憶了自己對周作人疾病的憂慮，請醫生來診治的事實，還表示了「鹡鴇在原」的意思。鵲鸰原作脊令，是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飛鳴尋求同類。《詩經》：「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比喻兄弟在急難中要互相救助。魯迅通過小說，是向周作人伸出熱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難，他還願像當年周作人患病時那樣救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到上海後，對我講起八道灣的生活，從沒有責備過周作人，他只是感慨萬分地說：「我已經涓滴歸公了，可是他們還不滿足。」我也有同感。他寫的《犧牲謨），有他自己在八道灣這段生活的體會在內。
他還時常惦念周作人．爲他擔憂，常對我說：「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當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別當《語絲》在北京被禁止，北新書局被封門的時候，他焦急萬分，對我說過，也給人寫信．講過這樣的話：「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可見魯迅所說的「八道灣」，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灣是天威莫測的，不下於張作霖，而周作人是在這樣統治下的唯一臣民。
素來勇猛的魯迅．對此也有些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了。雖然他經常在考慮這問題，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魯迅對周作人愛護關懷備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沈，這恐怕還因爲魯迅極愛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編輯正在處理。魯迅說：「莫非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我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不作聲了。
魯迅沒有講過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鄢便是『昏』。有幾次對我搖頭嘆氣，說：「啟孟真昏！」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說：「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
周作人晚年寫了《知堂回想錄》，其中多次提到他的《五十自壽詩》在《人間世》發表後，找來許多批評攻擊，獨有魯迅在給曹聚仁、楊霽雲的信中，能夠主持公論，在失和的事件十多年後，胸中沒有絲毫芥蒂，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的。
魯迅能夠準確地理解別人的意思，曾替周作人辯解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給曹聚仁的信是這樣說的：「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爲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六天後，即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給楊霽雲信：「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爲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周作人在回想錄中再三引用了魯迅這些話，雖然是以魯迅爲自己作辯解，但總算有些明白，魯迅還是了解自己的，更沒有來乘機投石下井。然而，對兄弟「失和」，究竟怎樣看的呢？又何必諱莫如深，欲言又止呢？周作人是佩服日本的，由於事實的教訓，終於也使他多少有點明白過來了，他在回想錄中說：「日本民族所喜歡的是明凈直，那麽這些例（按，系指藏本失蹤事件、河北自治請願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頭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嗎啡事件）便即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污穢歪曲，總之所表示出來的全是反面。日本人盡有他的好處，對於中國卻總不拿什麽出來．所有只是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這是什麽緣故呢？」
這是什麽緣故呢？周作人似乎不明白，然而，他更不明白的是，所謂兄弟「失和」，全套罵詈毆打，說穢語，不正是上述事件的翻版嗎？有軍國主義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別國或別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事件。我親眼看到過他們對周作人施用過這種強盜行徑，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著去欺侮自己的親兄，那曾經從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生活上赤膽忠心幫助過他的人。中國經過八年抗戰沒有亡，而從魯迅周作人兄弟來說，卻先拆家了。
魯迅去世後，中日關係更爲緊張，好心的朋友關心周作人的安危。馮雪峯對我說過，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爲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馮雪峯還認爲，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力量。並隱約表示，他自己頗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爲媒介。有人也對我說，生物學家秉誌，由上海一家工養著。象周作人這樣的文學家，只要肯到上海來，生括完全不成問題，可能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都願意養他的。
我想起這與魯迅生前講過周作人不如來南方安全的話，正是不謀而合，於是，就寫了一封信，懇切地勸他來上海。
然而，沒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
於是，我們就斷絕了往來。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八年抗戰，艱苦卓絕，人民譜寫了歷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接著，三年內戰，象摧枯拉朽一樣，推翻了黑暗腐敗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政權。
全國解放後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突然面對面地碰到周作人。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腳步。
他蒼老了，當然，我也如此。只見他頗爲淒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我回答。
「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我聽這話，知道他還不明白，還以爲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隸。
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無法追回了。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從八道灣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這似乎純系家庭內部問題。卻包含著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他從這一點上和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也就越走越遠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只是，我覺得事過境遷，沒有什麽話要說了。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訣。
一九八三年六月
（原載《新文學史科》，1983年第4期）
 |
| 魯迅三兄弟與許廣平 |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散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頁440-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