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我特別重視這篇<宣言>，並不是因爲它爲中國人文研究的規畫已到了完美的境地。相反地，從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可以批評之處甚多，專史的分類尤可商榷。我重視它，是因爲這一設計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確實發揮了重大的導向作用。從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整理國故”的大運動大體是朝著這一方向進行的。“五四”以來所出現的“國學大師”，儘管治學途徑各有不同，整體的看，都是在各門專史上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學者。他們之中，有些建立了專史的架構，有些更從專史架構上攀通史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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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爲他（按：王國維）的《遺書》作序，曾扼要地舉出三個方面以概括他的學術特色：“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證釋”；“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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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之所以有此新觀點的出現也是很自然的，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於“賽先生”（Mr. Science）的無上崇拜，至少只是人在有意無意之間發展處一種今天稱之爲“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心態。這一心態在當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們深信科學（指自然科學）所取得的知識是最可信的、最有價值的知識（如物理學的知識）。第二、他們也深信，人文社會科學是追隨著自然科學的成果榜樣而發展出來的。雖然由於研究對象不同，人文社會研究也許永遠打不到與自然科學同樣高度的精確性，但所建立的知識則必然屬於同一性質。第三、他們又相信，有一種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客觀的知識，無論用之於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有同樣有效；這便是所謂“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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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統（按：“國學”）有它自己特有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與技術，並不能輕易地爲西方系統所吸收。這裡首先是因為人文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後者是有普世性的，沒有地域、民族的界限，但前者則無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約。其次，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史根據西方的特有的經驗建立起來的。儘管這些學科，與自然科學一樣，也都採取了普遍的形式，它們所概括出來的原理或規律畢竟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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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我們只要稍微檢視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間國學界留下來的一些經典作品，上述的論點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證。但國學必須繼續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在意這一方面和第一、第二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史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之中。做爲參考比較的材料，國學家對於西學則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這是我個人深信不疑的。

整理自余英時著：<“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39-64。

 

余英時：《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

  

我所指的是一般社會上對文化的輕視,即以文化無助於衣、食、住、行層面的日常人生，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本來中國古人早就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樂”，我們當然不能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高談什麽哲學、文學、音樂、喜劇等問題。但是史學和人類學早已告訴我們至少在有歷史記錄可稽的社會中，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來便是分不開的。所謂禮樂，早已存在於初民社會，而且構成人類學上所謂“文化”的主要內容，可見衣食住行的日常人生自始和文化交織在一起的。“衣食足而後知禮樂”這句話，事實上只能理解爲人在衣食足以後才能從容地瞭解“禮樂”的意義，而不是說“禮樂”只有在“衣食足”之後才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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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世俗的功利觀念的影響，現在一般社會上的人終不免多少會從權勢和財富的觀點來衡量文化的價值。最顯著的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受到普遍的重視，而人文學術則日趨式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前者可以直接促進富強而後者則似乎非“當務之急”。無論是從國家或社會的整體觀點，或個人生活的局部觀點來看，都表現出同一趨勢。這本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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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種是完全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人的一切問題，另一種則認為屬於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問題，科學並不是萬靈藥，因此人文學科（包括宗教、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依然是我們所必須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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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科學的人并不全持上面所說的世俗功利的觀點，但是由於科學（特別是技術）比較能立竿見影，社會上一般的人往往不免會從世俗的功利觀點去維護科學。人文學者則遠沒有這樣的聲勢，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一爭論多少表現了功利與反功利的衝突。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勢之下，反功利的人文學科卻一直是處於下風的。今天多數的青年人才，在家庭的鼓勵和社會壓力之下，都走上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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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說，其用意絕不是反對科學。我只是要指出科學是從西方爲知識而知識的文化精神中發展出來的，它和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是分不開的，今天西方的分析哲學仍然是和科學連成一體的。現代中國崇拜科學的知識份子很多，但是真正瞭解科學精神的人卻很少，這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和西方的人文傳統接上頭，一部中國現代的科學史其實大部份都是技術史。換句話說，我們的著眼點始終是在科學的實用方面。這不僅是受了研究條件的限制，一般世俗的功利思想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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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一種合乎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這應該是大家都能同意的看法。什麽才是合乎中國人的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呢？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當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爲這種分歧並不重要；我也相信任何個人或少數人能預先規劃處一種藍圖來，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據。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文化都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逐步發展出來的。古今中外都無例外。預先由少數人打好藍圖在發展文化，那是絕不可能的事。藍圖如果由政府提供，則更有流入以官方的意識形態扼殺文化自由發展的危機。但是藍圖雖不可有，起碼的共識倒是不可無。我個人覺得以下幾點原則也許可以做爲建立這一共識的參考：

一、現代中國人生活中必須要有某些精神資源以爲社會與個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據。

二、有些精神資源可以從外面汲取，但是只有在與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爲一之後，才能真正發生力量。文化移植只能就個別的因子而言，不是全面取代。事實上，歷史上從來沒有全面取代而成功的例子。

三、既然如此，我們首先必須正視自己的文化傳統。盡可能地客觀的瞭解，再進一步做理性地批判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傳統不但豐富、複雜，而且有很多的層面。我們決不能籠統地看待它或加以簡化。

四、這種新的文化必須是多元的，而不是定於一尊的。

五、多元並不是混亂和機械式的平均發展。其中可以有主流和支流之別，甚至主流之中又有分流。

六、但是無論是主流、支流或分流，都只能是自由、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社會力量所能勉強造成的。我個人深信學術思想以至通俗文化，通過一個群流競起的自由發展階段，最後自然會形成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取決於大多數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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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才能在中國發展新的人文傳統？首先必須是社會一般人能有一番新的反省和認識。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責任尤其重大。去年台灣曾舉行過一個關於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討論會，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重視社會人士的新反省，因為我覺得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社會，而不是政府。政府在這一方面反而是應當“無爲而治”的。“無爲”是指政府不應直接提供任何文化發展的“藍圖”；“治”則表示政府應該從旁提供文化發展的條件。這裡有兩項最重要的條件：第一是提供充足的經費，使人文研究可以和科學研究一樣地得到應得的鼓勵和刺激。第二是提供充分的研究自由。

整理自余英時著：<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