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3日星期五

魯迅:《父親的病》(末段節選)


……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早晨,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著。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麽《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麽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著氣,好一會,這才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十月七日。

魯迅著:<父親的病>,《朝花夕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2005年,頁298-299。



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我特別重視這篇<宣言>,並不是因爲它爲中國人文研究的規畫已到了完美的境地。相反地,從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可以批評之處甚多,專史的分類尤可商榷。我重視它,是因爲這一設計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確實發揮了重大的導向作用。從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整理國故”的大運動大體是朝著這一方向進行的。“五四”以來所出現的“國學大師”,儘管治學途徑各有不同,整體的看,都是在各門專史上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學者。他們之中,有些建立了專史的架構,有些更從專史架構上攀通史的架構。

……

陳寅恪爲他(按:王國維)的《遺書》作序,曾扼要地舉出三個方面以概括他的學術特色:“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證釋”;“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

第二期之所以有此新觀點的出現也是很自然的,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於“賽先生”(Mr. Science)的無上崇拜,至少只是人在有意無意之間發展處一種今天稱之爲“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心態。這一心態在當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們深信科學(指自然科學)所取得的知識是最可信的、最有價值的知識(如物理學的知識)。第二、他們也深信,人文社會科學是追隨著自然科學的成果榜樣而發展出來的。雖然由於研究對象不同,人文社會研究也許永遠打不到與自然科學同樣高度的精確性,但所建立的知識則必然屬於同一性質。第三、他們又相信,有一種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客觀的知識,無論用之於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有同樣有效;這便是所謂“科學方法”。

……

……這一系統(按:“國學”)有它自己特有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與技術,並不能輕易地爲西方系統所吸收。這裡首先是因為人文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後者是有普世性的,沒有地域、民族的界限,但前者則無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約。其次,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史根據西方的特有的經驗建立起來的。儘管這些學科,與自然科學一樣,也都採取了普遍的形式,它們所概括出來的原理或規律畢竟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

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我們只要稍微檢視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間國學界留下來的一些經典作品,上述的論點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證。但國學必須繼續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在意這一方面和第一、第二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史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之中。做爲參考比較的材料,國學家對於西學則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這是我個人深信不疑的。


整理自余英時著:<“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39-64。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余英時:《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

  
我所指的是一般社會上對文化的輕視,即以文化無助於衣、食、住、行層面的日常人生,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本來中國古人早就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樂”,我們當然不能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高談什麽哲學、文學、音樂、喜劇等問題。但是史學和人類學早已告訴我們至少在有歷史記錄可稽的社會中,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來便是分不開的。所謂禮樂,早已存在於初民社會,而且構成人類學上所謂“文化”的主要內容,可見衣食住行的日常人生自始和文化交織在一起的。“衣食足而後知禮樂”這句話,事實上只能理解爲人在衣食足以後才能從容地瞭解“禮樂”的意義,而不是說“禮樂”只有在“衣食足”之後才能出現。

……

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世俗的功利觀念的影響,現在一般社會上的人終不免多少會從權勢和財富的觀點來衡量文化的價值。最顯著的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受到普遍的重視,而人文學術則日趨式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前者可以直接促進富強而後者則似乎非“當務之急”。無論是從國家或社會的整體觀點,或個人生活的局部觀點來看,都表現出同一趨勢。這本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

現代人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種是完全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人的一切問題,另一種則認為屬於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問題,科學並不是萬靈藥,因此人文學科(包括宗教、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依然是我們所必須尊重的。

……

相信科學的人并不全持上面所說的世俗功利的觀點,但是由於科學(特別是技術)比較能立竿見影,社會上一般的人往往不免會從世俗的功利觀點去維護科學。人文學者則遠沒有這樣的聲勢,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一爭論多少表現了功利與反功利的衝突。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勢之下,反功利的人文學科卻一直是處於下風的。今天多數的青年人才,在家庭的鼓勵和社會壓力之下,都走上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途徑。

……

我這樣說,其用意絕不是反對科學。我只是要指出科學是從西方爲知識而知識的文化精神中發展出來的,它和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是分不開的,今天西方的分析哲學仍然是和科學連成一體的。現代中國崇拜科學的知識份子很多,但是真正瞭解科學精神的人卻很少,這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和西方的人文傳統接上頭,一部中國現代的科學史其實大部份都是技術史。換句話說,我們的著眼點始終是在科學的實用方面。這不僅是受了研究條件的限制,一般世俗的功利思想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

中國需要一種合乎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這應該是大家都能同意的看法。什麽才是合乎中國人的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呢?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當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爲這種分歧並不重要;我也相信任何個人或少數人能預先規劃處一種藍圖來,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據。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文化都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逐步發展出來的。古今中外都無例外。預先由少數人打好藍圖在發展文化,那是絕不可能的事。藍圖如果由政府提供,則更有流入以官方的意識形態扼殺文化自由發展的危機。但是藍圖雖不可有,起碼的共識倒是不可無。我個人覺得以下幾點原則也許可以做爲建立這一共識的參考:

一、現代中國人生活中必須要有某些精神資源以爲社會與個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據。
二、有些精神資源可以從外面汲取,但是只有在與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爲一之後,才能真正發生力量。文化移植只能就個別的因子而言,不是全面取代。事實上,歷史上從來沒有全面取代而成功的例子。
三、既然如此,我們首先必須正視自己的文化傳統。盡可能地客觀的瞭解,再進一步做理性地批判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傳統不但豐富、複雜,而且有很多的層面。我們決不能籠統地看待它或加以簡化。
四、這種新的文化必須是多元的,而不是定於一尊的。
五、多元並不是混亂和機械式的平均發展。其中可以有主流和支流之別,甚至主流之中又有分流。
六、但是無論是主流、支流或分流,都只能是自由、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社會力量所能勉強造成的。我個人深信學術思想以至通俗文化,通過一個群流競起的自由發展階段,最後自然會形成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取決於大多數個人的選擇。

……

    怎樣才能在中國發展新的人文傳統?首先必須是社會一般人能有一番新的反省和認識。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責任尤其重大。去年台灣曾舉行過一個關於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討論會,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重視社會人士的新反省,因為我覺得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社會,而不是政府。政府在這一方面反而是應當“無爲而治”的。“無爲”是指政府不應直接提供任何文化發展的“藍圖”;“治”則表示政府應該從旁提供文化發展的條件。這裡有兩項最重要的條件:第一是提供充足的經費,使人文研究可以和科學研究一樣地得到應得的鼓勵和刺激。第二是提供充分的研究自由。


整理自余英時著:<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23-38。


2011年2月1日星期二

辛灝年曰


辛灝年:
“在我85、86年研究出一點成果之後,我對自己說「不要想得太多,就這樣研究下去。如果我做的是對的,我不枉此生,如果我做的是不對的,也不要認為自己是冤枉了此生,因為人生不是說每個人都能得到所謂正果的。有了這種思想以後,我曾經對國內一個在學問之外表現得很突出的名作家朋友說:這些年來我的一個最大的進步是,我從看不慣你到有點嫉妒你到心裡不平衡,因為我認為實際上你的水平不如我。可是現在我認為什麼也不要說,各人走各人的路。我祝你成功,希望你也祝我不要失敗,你修今生,我修來世。」”


文章轉載:



2011年1月31日星期一

雲松《紅衛兵的下場》

紅衛兵的下場
雲松

【大紀元2月17日訊】「文革」是中華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災難。文革研究已被中共列為禁區,思想界、理論界噤若寒蟬,誰都不敢觸碰。中共害怕暴露它的罪行, 害怕人民的清算。中共希望時間淡忘一切。中國人也真的像患了健忘症,對文革的記憶已很依稀,特別是年輕人,由於中共有意識的掩蓋,對於文革的認識只是一種 模糊的概念,彷彿已經非常遙遠。這樣慘痛的民族浩劫和深重的巨創,就這樣被輕易遺忘,實在是可怕。由於全社會對文革缺乏反思,更談不上從中吸取教訓,所以 歷史才會重演,「六四」屠殺學生,鎮壓法輪功,都是文革的再現。

文革本來是共產黨內部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卻演變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全社會 的大破壞,真是有點匪夷所思。文革的災難,不僅是數百萬人的喪生,經濟的崩潰,更嚴重的是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徹底破壞,摧毀了中華民族維護道德的基石, 導致了中國社會道德的大崩潰、大淪喪,一直影響到今天,這才是真正的內傷。在共產黨的教唆下,人們瘋狂的破四舊、砸寺院、毀道觀、推佛像、燒古籍,無數珍 貴文物、藝術精品、典籍史料被付之一炬;無數古蹟被毀滅的無影無蹤;連死人的墳墓都不放過,破壞無弗遠屆。人們恨不得抹去歷史的一切痕跡,切斷與過去的一 切聯繫,好像現代人不是從歷史傳承過來的,而是從石頭縫蹦出來的。文革是中國人魔性的一次集體大爆發,全民瘋狂、全民犯罪,人人推波助瀾。失去了傳統道德 的約束,共產黨鬥爭哲學的破壞力最大限度的發揮了出來。特別是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紅袖章、紅標語、紅海洋、忠字舞、大喇叭、大字報的影響下,人性惡的一 面被完全激發了出來。人們以革命的名義,無所顧忌的幹著一切壞事,喪失了一切良知和理性,其思想和行為觸目驚人,那種完全瘋狂的表現,是有正常思維的人不 可想像的。共產黨就有本事把人扭曲到這一步。

在這場大災難中,紅衛兵是破壞的主力。毛澤東為了打擊他的政敵,大搞個人崇拜,利用人民對他的 盲目崇拜,向他的政治對手示威,從精神上打擊對方,壓垮對方,然後任意宰割對手。毛澤東利用謊言和欺騙,得到了人民的擁護,然後驅使人民,為他邪惡的目的 獻身賣命。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山呼海嘯般的口號聲,接受紅衛兵的朝奉,頻頻揮手,發出了一道道指令:「揪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瘋狂照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中國!」「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些「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以無比狂熱的 革命熱情,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破壞。毛澤東操縱這些天真幼稚的年輕人是如此的得心應手。這些昨日課堂裡謙恭的學生,家長膝下溫順的孩子,轉眼間就變成了無 惡不作的暴徒。他們揪走資派,鬥地富反壞右,破四舊,幹得興高采烈,得心應手。他們可以把昔日的老師用皮鞭抽死,把無辜的人關在黑屋裡餓死;在所謂的地主 婆身上跳忠字舞,將她們活活的踩死;將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活活摔死、砍死……他們做著這一切,而沒有一絲的不安和愧疚。他們幹著這一切最邪惡 的事情,反而認為這一切都是最正義的,是革命行動。他們從共產黨邪惡的教唆中為自己的罪行找依據,尋安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衣,不是溫良恭儉 讓,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因此而心安理得。他們把自己的犯罪理解為革命行為,是革命性的表現, 因此而爭先恐後,誰最殘忍就是最革命。革命本來就是殺人的代名詞,這件最恐怖的事情,在共產黨的語彙中,卻變成了一件最崇高、最正義、最富詩意的一件事 情,也成了這些年青人最嚮往、最憧憬的理想。這些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灌輸下長大的年輕人,完全用共產黨的標準來衡量事情,徹底淪落為共產黨的殺人工具,而沒 有一絲人的理性,反而認為自己最聰明、最正確,是正義的。他們完全喪生了人性,反而認為人性是資產階級思想,是軟弱的表現,他們要的是最徹底的革命性。人 性,人性,人的本性,沒有人性還能叫人嗎?連禽獸都不如。共產黨就這樣把人變成了獸。

這些最革命的、狂熱的紅衛兵小將,他們的下場如何呢?很快他們就自食其果,受到了懲罰,遭到了報應。

在打倒了走資派,鬥垮了地、富、反、壞、右,砸爛了四舊後,這些造反派失去了鬥爭目標,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於是,他們開始了內訌。為了爭權奪利,「保衛勝利 果實」;也為了標榜自己是最正確、最革命的團體,各個造反派組織大打出手,開始了一場大混戰,「文攻武衛」,全面武鬥,其殘酷和慘烈,簡直不亞於國共內 戰。在持續近三年的武鬥中,多少人喪生?官方至今仍諱莫如深。有學者估算武鬥死者約有二至三百萬人,其中最少有50萬是紅衛兵造反派。這些初出茅廬、不知 天高地厚的紅衛兵,在工人老大哥和農民兄弟那裏吃了大虧。他們死的毫無價值,他們死的極其可悲,沒有人記得他們的存在,他們已被歲月淹沒。我在重慶歌樂山 看過一片紅衛兵基地,極其淒涼和冷清,沒有墓碑,沒有一絲記載,那些雜亂不堪的土包裡,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年輕的生命;墳墓上長滿了灌木,底下鋪著厚厚的枯 葉,整個墓地死一般的沉寂,我彷彿聽到他們的靈魂在哽咽哭泣。

毛澤東在利用紅衛兵把他自己最大的對手劉少奇打倒後,把劉少奇的勢力所謂的走 資派全部清洗後,這些紅衛兵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反而成了他的包袱、他的心病了。在武鬥漸漸平息後,毛澤東又下令關押了一些紅衛兵頭頭,將紅衛兵組織解散 了。這些年輕人砸爛了學校,上不成學了;搗毀了工廠,也無工可做。毛澤東又大嘴一咧,號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 可為」!毛將他們驅逐到了農村,驅逐到了邊疆。他們又有了一個新的稱呼「知青」,他們像一塊抹布一樣,毛用完了,又將他們拋棄了。他們許多人又懷著滿腔熱 情,改天換地的壯志去了,在現實面前很快被碰的一鼻子灰。艱苦的生活,枯燥的勞動,陌生的環境,渺茫的前途,不可測的命運,使他們沸騰的熱血漸漸冷卻,將 他們的豪情壯志消磨的無影無蹤。「返城」成為他們的唯一希望好目標。

毛死後,毛的路線被清算,被毛打倒的走資派紛紛復辟。這些造反派又成了老幹部復仇的對象,造反派頭頭成了三種人,有的被關押判刑,有的被開除放逐,有的被打入黑名單,終身不得使用。

在農村放逐的青年,經過種種周折,紛紛返鄉後,卻發現自己完全成了社會的邊緣人,沒有工作,甚至沒有戶口。文革後雖然恢復了高考,可是他們在求學的年代,忙 於鬧革命,沒有受到最起碼的教育,名為知識青年,其實比文盲高不了多少。能夠榜上有名的,只是極少數的幸運兒。到了中晚年,他們又遇到了下崗潮,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們真正成了失落的一代,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社會底層,終身潦倒。這還沒有完,在未來人類的大淘汰中,他們中很多人還將受到上天的懲罰。

現代的愛國憤青們,不知道這些紅衛兵先輩們的命運,是否對你們有所啟示?你們現在的心態和他們當年是何等的類似。他們當年比你們還要狂熱。你們的共同之處就 是不自覺地用共產黨灌輸的觀點去看問題,從而喪失了正確的判斷能力;你們共同的悲哀就是被共產黨玩弄於股掌而不自知,反而自以為是。共產黨現在不講革命 了,革命這個名詞臭了,不靈了,再革就革到它自己頭上了。它現在講「愛國」!「愛國」這個名詞多動聽啊,多高尚啊,誰不愛國呀,不愛國就是賣國者,多可恥 呀。共產黨用愛國這個詞,輕易的將你們煽動了起來;又利用你們的愛國熱情攻擊那些反對共產黨的正義之士。你們沒有用理性深入思考一下,什麼是愛國,怎樣才 是愛國,共產黨所謂的愛國,其實就是愛黨,你們的愛國也是愛黨,共產黨黑暗、專制、腐敗,殘害人民,反對它不對嗎?那些反對共產黨黑暗專制統治的正義之 士,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誣蔑在國外的反對者都是反華勢力、賣國者。孫中山是公認的偉大愛國者,他從事反清活動主要是在海外,難道也是賣國?共產黨是 蘇聯人組建的,早年是完全受蘇聯的遙控指揮,它們的領袖骨幹,像周恩來、鄧小平等一大批人物,在蘇聯都受過專門的政變訓練,他們是不是賣國?千萬要清醒過 來,不要再受共產黨的愚弄欺騙。




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

文殤《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



這篇短文算是對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祝賀,雖然是遲到的祝賀,因它已 經遠遠地落在了許許多多祝賀的後面。

也許,我們的祝賀對高行健是無所於謂的,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自己有祝賀的 理由。因為,我們既不因為僅僅是一個中國人,便過於單純地為高行健獲獎高興;也不因為同樣是一些文化人,而捎著些許可以理解的苦味。我們更不會因為中共鄙棄他得獎,我們就鄙棄他;中共若捧抬他,我們就更加高抬他。我們的祝賀,既帶著安慰我們自身悲情的一點滿足,又帶著“創作是自己的事,評獎是別人的事”這樣一種應有的超然情緒,所以,我們的祝賀是真誠的,更不會對內咬牙切齒地罵他,對外又要熱情洋溢地捧他。所以,當高氏獲獎在全球華人中幾乎引發了某種狂歡的情景時,我們沒有擠在歡樂的中國人裏面,去湊這份熱鬧。何況我們生活在中國大陸,本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而當國內官方文壇對高氏的得獎大加韃伐的時候,我們只能“冷眼、冷心”,不肖一顧。而當海外的某些朋友對高氏得獎“利劍揮灑”之時,那是因為他們有言論的自由。因為,在自己的國土上,我們至今還沒有這種進行文藝論爭的權力。因為這不是在三十年代的“反動文壇”或左翼文壇上,也就是說,不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之下。

我們的話已經說遠了。

其實,我們真正想說的話,就是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說白了,就是他和中共大作家、中共文壇最希望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王蒙先生不一樣,所以,我們對高氏的得獎,才會多少感到些安慰。因為,這畢竟算不得是諾獎評委會在“造孽”了。

而我們說高行健與王蒙不一樣,就我們國內文化人所知,首先是他們在做人上不一樣。因為,高行健出身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沒有什麼光榮的背景;而王蒙是中共的“紅小鬼”出身,並且是從中共“組織部裏走出來的年輕人”。高行健不喜歡中共的專制文壇,而王蒙曾是中共專制文壇的梁柱和高官。高行建在創作中寫的是中共不喜歡的東西,所以不是遭受冷遇,就是遭遇禁演;而王蒙寫的都是中共需要的東西,所以王蒙幾乎把中共的文學獎得飽了,並且從八十年代中後起,就開始代表中共對諾獎的深切期求了。高行健不會也沒有權力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召開作家會議,明確要求作家們表現時代的光明、歌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王蒙則在一九八四年新年伊始,就以中共作家協會黨組負責人的身份,在河北涿縣召開“農村題材座談會”,明確要求作家們要反映農村的大好形勢,歌頌中共一九八四年一號文件的精神。此後,王蒙先生便做了中共管理文化的最高長官──文化部長。高行健因為不願忍受一九八七年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凌厲空氣,追求創作自由,所以遠走他國;王蒙作為中共文化部長,卻自然要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文化界運籌帷幄,跟著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行健在一九八九年之際,敢於在外國說“中共專制政權一天不垮台,我就一天不回國”;王蒙先生非但早在八十年代就數度率領中共作家代表團出國訪問,揮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八九年後,則不是在國外大說假話,說中國的作家們從來沒有現在這樣的創作自由,就是在回國後聰明地攥寫出國游記,寫的都是寫山水和空氣……。

也許,有人會說,高行健和王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早在文學上搞現代派的。然而,此話大謬。為何?只因為高行健搞現代派,一是因為他是學法語的,學外語的人,有點崇洋媚外雖然可以理解。二是高行健搞現代派,雖然不能說沒有文藝形式上的探索,但根本之處,是逃避。逃避什麼?逃避批判,逃避徹底和完全地失去發表作品權力的厄運。而且雖是逃避,卻是一種不合作的表現,這與那些既要逃避、又要合作、甚至連中共的任何一點“賞賜”,都絕對去要爭奪一番的“文學逃避者”們,自然也很不樣。然而,王蒙先生的搞現代派,恕我們說一句不敬的話,則是在有心“誤導”。因為,當八十年代上半期文學創作越來越對中共的統治大不利的時候,中共又屢禁難止,此時此刻,由中共作家協會的主要領導作家出來帶頭搞現代派,實際上就是在引導作家走形式主義的道路,以堵住對於現實生活的更深開掘。這是不自由時代文學發展的常有現象。但王蒙先生的大搞現代派,帶頭創作讀者看不懂的文學作品,其對於八十年代真文學的發展,實在是有罪無功。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文學創作的江河日下,實在與王蒙先生的引導大有關係。其實,中共在八十年代中期選擇王先生做了他們的文化部長,也是慧眼獨具,本來就不是不是鬧著玩兒的。在王蒙先生擔任文化部長的一九八八年,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上就有一個會規,便是各省代表團不準串聯,以致許多抱著以文會友心情才來開會的作家和藝術家們,竟然置身於文代會一片肅殺的氛圍之中。如果說它與中共作家部長王蒙沒有關係,大約也就不能服人了。

當然,還有人會說,王蒙先生畢竟是在八九年之際,因為住在醫院不去探望戒嚴部隊,而丟了若大的一個官。此話可能屬實。但是,王蒙丟官的當時,北京文壇就曾傳出“流言”說﹕“王蒙太聰明!”因為整個動亂期間,王部長幾乎全在國外渡過,而且回國一看那動亂的景象,便又忙不迭地出了國,只是因為最後將時間算錯,早回來了幾天,所以才只好進了醫院。當然,進醫院的做法,不去探望戒嚴部隊的行為,也還是因為“太聰明”。只不過這等太聰明,後來卻弄出了一個“聰明誤”罷了。也算是應了紅樓夢上的兩句詩﹕“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兩句詩應在王部長的身上,便是丟了官。這與高行健能夠在巴黎公然說出“專制不垮兮絕不歸”還是差距大了一點。

也許有人會問,他們在文學才華上一樣不一樣?或是誰大誰小呢?這個問題, 本不好比。但是,如果一個作家首先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心靈所想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為了官位而只好玩弄聰明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講的真話和假話都分不清,如果一個作家缺少了作為一個作家靈魂的真實性,甚至是一個作家總是在為一個人皆欲棄之的專制統治“幫閑、幫忙、幫兇”,這樣的作家就是有才華,又怎麼樣呢?晚明的馬士英、阮大鉞不可謂才華不高,可是他們豈但是在東林黨人的面前不算人,而且在文學史上,又有幾個人稱贊過他們的才華呢?這類例子,文學史上真是舉不勝舉。所以,也許中共作家王蒙的才華確乎高過高行健,但是,如果這樣的“高”,為王蒙這樣的作家所擁有,那就還不如沒有這樣的才華為好。因為,這樣的高,只能使得他們在“幫閑、幫忙、幫兇”上幫得更歡,因而只能使我們這些渴望自由寫作的中國作家們,日子更加不好過而已。

  其實,本來高行健和王蒙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因為,按中共文壇的規矩, 王先生是部長級的作家,高先生出國前充其量也就是一個處長級的作家了。但因高先生如今一朝得道,獲了諾獎,所以,官位雖沒有,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卻大大地提高了,因而也才能與中共作家王蒙比上一比了。而也只有這樣公正地比上一比,我們才能不至於過於狂喜,也不至於過於茫然。至於王蒙,我們只能說,你不過是一個被用來作為中共作家代表的人物罷了。因為,在當今中共的文壇上,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專制文壇上,只是因為你們這樣的作家太多,所以,才讓流亡海外的高作家得了諾獎。這是高先生的幸運,更是我們這些國內作家在得悉高氏得獎後,既為他高興,又為自己反添了許多安慰和悲涼感受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