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日星期六

約翰·赫斯特:「行動像天使,悟性像神明」!

有三件雕塑作品可以顯示古典時期、中世紀和近代這三個進程的轉折。

圖2—1普拉克西特列斯所雕的赫爾墨斯(左);希爾德斯海姆教堂青銅大門上的人物畫,上帝在責怪亞當和夏娃(中);米開郎琪羅的大衛像(右)。


第一件是一尊古希臘雕像,留存至今的希臘原始雕像屈指可數;我們今天看到的通常是羅馬人的復制品,品質很難和真跡相比。這尊雕像出自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之手,雕的是赫爾墨斯(Hermes)握抱著嬰兒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人體是完美的,這個觀念是希臘的發明之一。一如藝術歷史學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裸體像和裸露的身體是有分別的。裸體像本身展現的是豐富的力與美,它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狀態;裸露的身體就只是沒穿衣服而已,而且因爲沒穿衣服而顯得自曝其短。當然,大部分的男體看起來並不像那尊雕像;希臘人的目的不是要展現哪個人的軀體,他們的用心是從人體中找到完美,並且利用數學算出至爲賞心悅目的比例和線條。

第二件雕塑作品呈現出中世紀的人體觀。這是德國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堂大門上的人物畫,它刻畫的情景,是亞當和夏娃吃下了上帝告誡他們不能吃的水果。亞當在責怪夏娃,夏娃在責怪毒蛇,兩人都爲自己的赤身露體感到羞愧,拿手遮遮掩掩。這明顯不是裸體作品,它們是基督教義的具體展現,表示身體是邪惡的,是罪惡的根源。

第三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將自己投射爲希臘古人,重拾他們對裸體的概念。他所雕刻的大衛像是公認的完美人類形貌;人類是尊貴、高尚和美的化身——一如哈姆雷特所形容:“行動多麽像天使!悟性多麽像神明!”

從裸體作品到罪惡的赤身露體再回歸裸體作品,可以代表古典時期到中世紀再到近代的意涵演變,而這正是文藝復興對它本身的理解。


整理自約翰·赫斯特著、席玉苹譯:《極簡歐洲史》,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11年。

2011年8月14日星期日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

魯迅和周作人

有許多事情,即使發生在身邊,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會不明白其究竟。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裏,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爲什麽竟這樣不同?我雖瞭解他們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現在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寫下來供專業研究工作者參考。
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爲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五四時期,投入新文化運動。當然,要說思想完全一致,出發點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兩人是怎麼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來,頗有獨特之處,它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爲手足,魯迅可說是手足情深的,曾寫過《別諸弟》等詩篇,特別對於周作人,因爲年齡相近,愛好相同,更爲關切。他曾犧牲自己的學業和事業,回國謀事,來供養尚在日本留學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屬。
即使魯迅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然而,還是好景不長,不幸在他們兩人之間發生了不可彌合的裂縫。
事情是由於搬進八道灣而引起的。這是在一九一九年底,五四運動發生之後。
從魯迅方面來說,他獨自奔走購屋、修屋,把全家從紹興搬到北京,滿心以爲他漂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更好地教書和著譯;滿心以爲他的苦心經營會得到報償,享天倫之樂,過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爲衣食奔忙,闊別多年了,這時兩人都邁進了中年,可以朝夕相處中,共同以文藝爲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嚴酷的事實卻粉碎了他的美夢。
這倒並不是因爲周作人不願意,而是爲了家庭日常開支弄得十分心煩。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錢不夠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職業,在家譯著有關生物學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和《婦女雜誌》,從編輯章錫琛的通信往來中,知道他們缺人,所以在八道灣只住了一年八個月,於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謀生了,免得好像在家裏吃白食。
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照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裏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裏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嘆地對我說,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土,他只得在內心感嘆一聲、因爲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外國醫生,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塊錢化掉了。
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於這樣。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問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裏癥大發作,周作人發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淩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裏.一講起日本,總是趾高氣揚,盛氣淩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魯迅看不過去,對周作人進行規勸,無非是「花錢要有個計劃,也得想想將來」這一類話,真也有周作人這樣的人。把好心當惡意。有一次,周作人說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國來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爲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情至義盡了,今後可以繼續養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來了。
魯迅的意見是對的,連日本作家增田涉也這樣說:「我對於周作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好感,儘管他寫作多麽有名的隨筆說著漂亮話,但在爲人上我是不喜歡的。或者,其中也許是介在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緣故吧?而當初,周作人夫人從日本來的時候,魯迅給她娘家匯寄生活費的事,在《魯迅日記》裏卻是記載著的。」魯迅待人以誠,卻不像周作人那樣好奴役,對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對.還要喚醒沈睡中的奴隸.要正確處理各種問題。可是,要喚起奴隸的覺醒,必然會觸犯奴隸主,連不覺醒的奴隸本人,也會痛恨別人攪亂了他做穩了奴隸的安寧。因此,魯迅就受到各種意料不到的折磨和打擊。他是愛孩子的,可是卻連孩子也不讓愛。增田涉說:「他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時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感慨的話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臟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魯迅對我說的是,他偶然聽到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讓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麽叫「讓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於是,這又是魯迅的罪過,得想別的法子來懲罰了。
在八道灣,魯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個月。
魯迅是怎樣離開八道灣的,因爲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沒有和我談過。只是在他的日記中看到這樣的記載: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居然不讓魯迅吃飯了,真厲害!
五天後,即七月十九日,「啟盂自持信來,後道欲問之,不至。」
這是魯迅看信後想問問明白,周作人卻避而不見,如果自以爲有理,可以當面指出,爲什麽兄弟倆就不能談談呢?
十多天後,即八月二日,魯迅和朱安終於搬到俞芳姊妹的磚塔胡同去了,就這樣永遠離開了八道灣。
磚塔胡同是臨時借住的,他曾問我有沒有錢,因爲他想買西三條胡同的房子,他是知道我剛進商務印書館,待遇是十分菲薄的,不過他這時實在非常窘困,身上一不名一文了。他東借西湊,到處奔波,又買屋脩屋,終於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晨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這西三條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處了。
魯迅離開八道灣,周作人夫婦總該稱心如願了吧!可是,卻不,對魯迅的折磨還沒有結束,事情發生在搬進西三條胡同新屋半個月後,魯迅在日記中記著: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速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魯迅已經讓出八道灣,搬到新居,只是來取自己的東西,還要這樣對待。罵詈毆打,說穢語,只能征服像周作人這樣的意誌薄弱者,卻不能征服魯迅。我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然而,魯迅並沒有取出他的全部財物。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曾寫過一段短文,說: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搜集鄉邦專甓廈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僅古專二十余及朾本少許而已。遷徙以後,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爲永念哉!甲於八月廿三日,宴之赦者手記。」


這篇題記的署名:宴之敖者。魯迅曾對許廣平解釋過它的意思。「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出方攴】,遊也);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文中的「寇劫」,指古專拓片落人八道灣手中。「盜窟」是指八道灣。周作人如愛古專拓片,魯迅也不會吝惜,兩人可共編《越中專錄》。這方面我有切身體會,魯迅在日本時送我的一架顯微鏡,供我自修生物學用的,值好幾百元,可是周作人招來的妻舅,卻不講一聲地拿去賣了五十元,自己花掉了。八道灣早被占領,主權不在周作人手裏。魯迅的財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東流,《越中專錄》未能輯成。這篇本來不打算發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話了。
在西三條胡同新屋布置就緒後,我們的母親跟隨她的長子住到西三條,過簡樸的生活,即使魯迅逝世後,她也沒有回八道灣,可想而知,八道灣的生活何等難以忍受。她對所發生的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也想得相當深遠。她爲魯迅抱不平,對俞芳講過,魯迅親自買進、設計改建,還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沒份住,想起來都替他心酸。不過,她還講:「我說句實在話,分開倒對你們大先生有利。」
這倒是對的,魯迅雖然在精神上受極大打擊和物質上受損失,但分開了卻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話,錢都給八道灣搜刮去,他怎麽能像後來那樣資助、營救革命者呢?從八道灣來說,當初只是給他一個下馬威,也許沒有想到要逐出魯迅。誰能掙這麽多錢供他們揮霍,自己又這樣刻苦節儉?沒想到魯迅是不能被強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紂爲虐的結果,就是他此後獨力養活他那一大幫妻族,不過他也沒有什麽話說,這是他自己苦心從日本招來的嘛!
我們的母親對周作人的處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對俞芳說:「只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然而,這並沒有泯滅魯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時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說《弟兄》,是在一九二五年,被逐出八道灣,兄弟怡怡的幻想破滅之後寫的。他回憶了自己對周作人疾病的憂慮,請醫生來診治的事實,還表示了「鹡鴇在原」的意思。鵲鸰原作脊令,是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飛鳴尋求同類。《詩經》:「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比喻兄弟在急難中要互相救助。魯迅通過小說,是向周作人伸出熱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難,他還願像當年周作人患病時那樣救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到上海後,對我講起八道灣的生活,從沒有責備過周作人,他只是感慨萬分地說:「我已經涓滴歸公了,可是他們還不滿足。」我也有同感。他寫的《犧牲謨),有他自己在八道灣這段生活的體會在內。
他還時常惦念周作人.爲他擔憂,常對我說:「八道灣只有一個中國人了。」(當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別當《語絲》在北京被禁止,北新書局被封門的時候,他焦急萬分,對我說過,也給人寫信.講過這樣的話:「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可見魯迅所說的「八道灣」,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灣是天威莫測的,不下於張作霖,而周作人是在這樣統治下的唯一臣民。
素來勇猛的魯迅.對此也有些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了。雖然他經常在考慮這問題,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魯迅對周作人愛護關懷備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沈,這恐怕還因爲魯迅極愛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譯稿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編輯正在處理。魯迅說:「莫非啟孟的譯稿,編輯還用得著校嗎?」我說:「那總還是要看一遍的吧!」魯迅不作聲了。
魯迅沒有講過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鄢便是『昏』。有幾次對我搖頭嘆氣,說:「啟孟真昏!」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說:「周啟明頗昏,不知外事……。」
周作人晚年寫了《知堂回想錄》,其中多次提到他的《五十自壽詩》在《人間世》發表後,找來許多批評攻擊,獨有魯迅在給曹聚仁、楊霽雲的信中,能夠主持公論,在失和的事件十多年後,胸中沒有絲毫芥蒂,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的。
魯迅能夠準確地理解別人的意思,曾替周作人辯解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給曹聚仁的信是這樣說的:「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爲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六天後,即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給楊霽雲信:「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爲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周作人在回想錄中再三引用了魯迅這些話,雖然是以魯迅爲自己作辯解,但總算有些明白,魯迅還是了解自己的,更沒有來乘機投石下井。然而,對兄弟「失和」,究竟怎樣看的呢?又何必諱莫如深,欲言又止呢?周作人是佩服日本的,由於事實的教訓,終於也使他多少有點明白過來了,他在回想錄中說:「日本民族所喜歡的是明凈直,那麽這些例(按,系指藏本失蹤事件、河北自治請願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頭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嗎啡事件)便即可以證明其對中國的行動都是黑暗污穢歪曲,總之所表示出來的全是反面。日本人盡有他的好處,對於中國卻總不拿什麽出來.所有只是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這是什麽緣故呢?」
這是什麽緣故呢?周作人似乎不明白,然而,他更不明白的是,所謂兄弟「失和」,全套罵詈毆打,說穢語,不正是上述事件的翻版嗎?有軍國主義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別國或別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事件。我親眼看到過他們對周作人施用過這種強盜行徑,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著去欺侮自己的親兄,那曾經從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生活上赤膽忠心幫助過他的人。中國經過八年抗戰沒有亡,而從魯迅周作人兄弟來說,卻先拆家了。
魯迅去世後,中日關係更爲緊張,好心的朋友關心周作人的安危。馮雪峯對我說過,他看過周作人的《談龍集》等文章,認爲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馮雪峯還認爲,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力量。並隱約表示,他自己頗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爲媒介。有人也對我說,生物學家秉誌,由上海一家工養著。象周作人這樣的文學家,只要肯到上海來,生括完全不成問題,可能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都願意養他的。
我想起這與魯迅生前講過周作人不如來南方安全的話,正是不謀而合,於是,就寫了一封信,懇切地勸他來上海。
然而,沒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
於是,我們就斷絕了往來。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八年抗戰,艱苦卓絕,人民譜寫了歷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接著,三年內戰,象摧枯拉朽一樣,推翻了黑暗腐敗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政權。
全國解放後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突然面對面地碰到周作人。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腳步。
他蒼老了,當然,我也如此。只見他頗爲淒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我回答。
「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我聽這話,知道他還不明白,還以爲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隸。
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無法追回了。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從八道灣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這似乎純系家庭內部問題。卻包含著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他從這一點上和魯迅分了手,以後的道路也就越走越遠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只是,我覺得事過境遷,沒有什麽話要說了。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訣。

一九八三年六月
(原載《新文學史科》,1983年第4期)



魯迅三兄弟與許廣平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散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頁440-450。




2011年8月1日星期一

魯迅:《野草·題辭》


當我沈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魯迅記於廣州之白雲樓上。

魯迅著:<野草>,《魯迅全集》第三册,北京:人民文學,2005年,頁163。


《野草·題辭》

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錢理群:聖人標準



……我一再強調,對知識分子的批判,是把自己放在內的,也就是說,不能把自己置於道德的審判者的地位,居高臨下地去審判別人,尤其是不能用「不是聖人就是罪人」的聖人道德去審判別人。道德是有高線和底線的,應該有一個彈性。譬如說在文革的時候,道德的高線就是反抗,像張誌新像林昭那樣的反抗,這是我們民族的英雄,我們應該發揚他們的精神,但是英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不能做到,如果都用高線,文革所有的人都該槍斃了。沈默者當然有他的責任,但絕不能說「沈默就是罪惡」。這絕不是說,沒有道德評價的底線,如果你是個出賣者,是個幫兇,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提倡聖人道德,但是不能將聖人道德作為一個標準來判斷人,特別是不能用這個來審判人。審判和批評不是一個概念,不能用不是聖人就是罪人這個邏輯對人橫加罪責。最後,一定要警惕:在對知識分子進行批判的時候,不能引向對知識分子和知識本身的否定。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臺北:行人,2008年。


2011年6月3日星期五

魯迅:《父親的病》(末段節選)


……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早晨,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著。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麽《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麽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著氣,好一會,這才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十月七日。

魯迅著:<父親的病>,《朝花夕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2005年,頁298-299。



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我特別重視這篇<宣言>,並不是因爲它爲中國人文研究的規畫已到了完美的境地。相反地,從今天的眼光看,其中可以批評之處甚多,專史的分類尤可商榷。我重視它,是因爲這一設計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確實發揮了重大的導向作用。從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整理國故”的大運動大體是朝著這一方向進行的。“五四”以來所出現的“國學大師”,儘管治學途徑各有不同,整體的看,都是在各門專史上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學者。他們之中,有些建立了專史的架構,有些更從專史架構上攀通史的架構。

……

陳寅恪爲他(按:王國維)的《遺書》作序,曾扼要地舉出三個方面以概括他的學術特色:“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證釋”;“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

第二期之所以有此新觀點的出現也是很自然的,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於“賽先生”(Mr. Science)的無上崇拜,至少只是人在有意無意之間發展處一種今天稱之爲“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心態。這一心態在當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們深信科學(指自然科學)所取得的知識是最可信的、最有價值的知識(如物理學的知識)。第二、他們也深信,人文社會科學是追隨著自然科學的成果榜樣而發展出來的。雖然由於研究對象不同,人文社會研究也許永遠打不到與自然科學同樣高度的精確性,但所建立的知識則必然屬於同一性質。第三、他們又相信,有一種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客觀的知識,無論用之於自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科學有同樣有效;這便是所謂“科學方法”。

……

……這一系統(按:“國學”)有它自己特有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與技術,並不能輕易地爲西方系統所吸收。這裡首先是因為人文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不同,後者是有普世性的,沒有地域、民族的界限,但前者則無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的制約。其次,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史根據西方的特有的經驗建立起來的。儘管這些學科,與自然科學一樣,也都採取了普遍的形式,它們所概括出來的原理或規律畢竟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

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我們只要稍微檢視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間國學界留下來的一些經典作品,上述的論點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證。但國學必須繼續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在意這一方面和第一、第二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史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之中。做爲參考比較的材料,國學家對於西學則應只嫌其少,不厭其多,這是我個人深信不疑的。


整理自余英時著:<“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39-64。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余英時:《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

  
我所指的是一般社會上對文化的輕視,即以文化無助於衣、食、住、行層面的日常人生,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本來中國古人早就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樂”,我們當然不能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高談什麽哲學、文學、音樂、喜劇等問題。但是史學和人類學早已告訴我們至少在有歷史記錄可稽的社會中,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來便是分不開的。所謂禮樂,早已存在於初民社會,而且構成人類學上所謂“文化”的主要內容,可見衣食住行的日常人生自始和文化交織在一起的。“衣食足而後知禮樂”這句話,事實上只能理解爲人在衣食足以後才能從容地瞭解“禮樂”的意義,而不是說“禮樂”只有在“衣食足”之後才能出現。

……

但是由於長期以來世俗的功利觀念的影響,現在一般社會上的人終不免多少會從權勢和財富的觀點來衡量文化的價值。最顯著的是自然科學和技術受到普遍的重視,而人文學術則日趨式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前者可以直接促進富強而後者則似乎非“當務之急”。無論是從國家或社會的整體觀點,或個人生活的局部觀點來看,都表現出同一趨勢。這本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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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顯然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種是完全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人的一切問題,另一種則認為屬於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問題,科學並不是萬靈藥,因此人文學科(包括宗教、文學、哲學、藝術、歷史等)依然是我們所必須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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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科學的人并不全持上面所說的世俗功利的觀點,但是由於科學(特別是技術)比較能立竿見影,社會上一般的人往往不免會從世俗的功利觀點去維護科學。人文學者則遠沒有這樣的聲勢,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一爭論多少表現了功利與反功利的衝突。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勢之下,反功利的人文學科卻一直是處於下風的。今天多數的青年人才,在家庭的鼓勵和社會壓力之下,都走上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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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說,其用意絕不是反對科學。我只是要指出科學是從西方爲知識而知識的文化精神中發展出來的,它和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是分不開的,今天西方的分析哲學仍然是和科學連成一體的。現代中國崇拜科學的知識份子很多,但是真正瞭解科學精神的人卻很少,這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和西方的人文傳統接上頭,一部中國現代的科學史其實大部份都是技術史。換句話說,我們的著眼點始終是在科學的實用方面。這不僅是受了研究條件的限制,一般世俗的功利思想也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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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一種合乎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這應該是大家都能同意的看法。什麽才是合乎中國人的現代生活的文化精神呢?在這一具體問題上當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爲這種分歧並不重要;我也相信任何個人或少數人能預先規劃處一種藍圖來,作為文化建設的根據。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文化都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逐步發展出來的。古今中外都無例外。預先由少數人打好藍圖在發展文化,那是絕不可能的事。藍圖如果由政府提供,則更有流入以官方的意識形態扼殺文化自由發展的危機。但是藍圖雖不可有,起碼的共識倒是不可無。我個人覺得以下幾點原則也許可以做爲建立這一共識的參考:

一、現代中國人生活中必須要有某些精神資源以爲社會與個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據。
二、有些精神資源可以從外面汲取,但是只有在與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爲一之後,才能真正發生力量。文化移植只能就個別的因子而言,不是全面取代。事實上,歷史上從來沒有全面取代而成功的例子。
三、既然如此,我們首先必須正視自己的文化傳統。盡可能地客觀的瞭解,再進一步做理性地批判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傳統不但豐富、複雜,而且有很多的層面。我們決不能籠統地看待它或加以簡化。
四、這種新的文化必須是多元的,而不是定於一尊的。
五、多元並不是混亂和機械式的平均發展。其中可以有主流和支流之別,甚至主流之中又有分流。
六、但是無論是主流、支流或分流,都只能是自由、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社會力量所能勉強造成的。我個人深信學術思想以至通俗文化,通過一個群流競起的自由發展階段,最後自然會形成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取決於大多數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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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才能在中國發展新的人文傳統?首先必須是社會一般人能有一番新的反省和認識。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責任尤其重大。去年台灣曾舉行過一個關於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討論會,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重視社會人士的新反省,因為我覺得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社會,而不是政府。政府在這一方面反而是應當“無爲而治”的。“無爲”是指政府不應直接提供任何文化發展的“藍圖”;“治”則表示政府應該從旁提供文化發展的條件。這裡有兩項最重要的條件:第一是提供充足的經費,使人文研究可以和科學研究一樣地得到應得的鼓勵和刺激。第二是提供充分的研究自由。


整理自余英時著:<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室當務之急>,《人文與民主》,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