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張萱搗練圖

搗練圖

唐·張萱

絹本設色

37 x 147厘米

（美）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

唐·張萱搗練圖

此圖是盛唐一幅重要的風俗畫。畫面表現宮中婦女加工絹絲的場面。全圖共十二人，分成三組，起首四人搗絲，中間兩人縫紉，最后一組人把絹拉直，燙平。三組人物高度位置錯落有致，動作聯系自然合理，神態全神貫注，生活氣息甚濃。人物形象的刻畫，體現了盛唐時期仕女人物畫的典型風格。

紀江紅：《中國傳世人物畫》卷一，北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五十。

余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美國史學家一提到“歷史客觀性”的觀念便往往使人聯想到下面種種預設：如歷史世界客觀獨立于研究者的意識之外（所謂out there）；不受研究者的主觀解釋的影響；歷史世界是唯一無二的，研究者所能發現的歷史真理也只有一個，因為歷史真理必須符合歷史世界的實相；研究者對於歷史所提出的解釋是否與事實相符合完全看它是否對于一切相關的歷史事實都能處理得面面俱到；如果解釋與事實之間發生沖突，則必須尊重事實，放棄解釋；研究者自覺地清除一切偏見并運用嚴格的批評方法，不但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建立事實，而且可以找出史實之間的因果關係。總之，事實與價值之間，歷史與虛構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49。

清代的考證學源於經典文獻的研究，與西方現代實證主義史學師法自然科學的模式大有不同：前者往往用詮釋方法以濟實證之窮。后者則與詮釋處於直接對立的位置。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0。

        清風：歷史真理（真相）只有一個，我們唯有用現今世界存有的歷史資料、文獻，及以邏輯、合理的科學方法、分析方法，來補足、填補歷史的空白、空缺。

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余英時

我這一篇考據文字，在文字、在方法上是與錢先生的《諸子系年》相通的。我是“排比聯絡，一以貫之”，“以諸篇之抄襲證成一篇”，“用力較勤，所得較實”。同時，也是和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相通的，“我的方法是把《十批判書》與《諸子系年》一篇篇地仔細校勘，采得了每一篇抄襲的根源，以及各篇之間的相互關係，然后再下斷語。我并沒有把它們孤立起來看，用主觀的見解去任意加以解釋”。因此“就我所能運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來，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較心安理得的”。不過，我唯一感到憂慮的是，不知道郭沫若先生看到我這篇考據之后會不會認為“我的意見和他所見的完全相反”，因而“感覺著這樣的論據實在是薄弱得可笑”！

郭沫若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