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珮雯：《科技是我的身體和情感寄託？》

當人們不再從觀看日月星來瞭解時間，時間被鐘錶的一分一秒「侵佔」。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已不自覺地被框限於分秒的單位世界。當人們不再面對面溝通，溝通能力從望著對方的眼神和肢體，變為聆聽的聲音，溝通已被手機超越時空的能力「切斷」。人們對溝通的認知，不再是親密的互動。當人們不再用腦力記憶，記憶能力被電腦龐大的x00GB記憶體「騎劫」。人們對記憶的認知，不是過往的生活點滴，而是幻化為不同Folder的儲存檔。

與電腦相輔相成的網絡，Google和面子書徹底改變人類生活模式和思考邏輯：探索知識不再是看書或問人，人際關係不再「你好」而是「like」。手錶、手機和電腦，是當今深入人類生活最密切的高科技產品，它們是人類消費的對象，是人類需要和滿足的物體。於是，我們忘了感受日月星辰和潮汐變化，忘了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忘了腦力的無限潛能。我們把人類原始擁有的能力，交託給科技，隨身攜帶，讓它們從此變得人性化，進一步成為人類身體的延伸。

這群物體，它們承載人類生活記憶、方式、模式，甚至人生背景、思想、觀念。看一看手錶就略知主人，動一動手機即知主人生活點滴，開一開電腦或面子書就瞭主人性格。

這是一個方便快捷的先進社會，也是一個可怕的科技後現代。同事的電腦某天突然在毫無預警下「暴斃」，送到「電腦醫生診所」檢查，醫生說：「我們已經盡力，硬碟已壞死。」，當場宣佈「死亡」。同事彷彿來到世界末日，失了魂般，一整天在思考究竟電腦內存了什麼資料，而過去的人生也如硬碟壞死般，隨之灰飛湮滅。她突然想不起來人生是怎麼度過，因為都存進電腦里，長久依賴電腦幫忙儲存人生記憶，一旦電腦壞死，人生也突然被delete，剩下一片空白。

當科技已成為生活一部分，為什麼人類會無法克制地產生移情作用？為什麼人類極度戀物？當人類享受於支配科技物品時，反被支配的滋味又如何？後現代學者布希亞說，被消費的東西，永遠不是物品，而是關係本身。人和物品建立深厚關係，依賴、移情、戀愛，這層關係，是人類反被物品支配的情感依託。

除了人類對物品情感依偎，麥可魯漢提出的「媒體即訊息」理論，提到媒體內容固然重要，但媒體形式所造成的影響，遠比所承載內容可能產生的影響來得更為深遠。媒體的產生，影響個人及社會的不是媒體內容，而是媒體本身的性質。人類在人性化物品的世界，消費和物品的關係；在新興媒體產生的世界，人類消費人與科技的新社會模式。人與科技的關係有無限可能，以同事因電腦壞死而失魂落魄為例，人類主宰科技卻反被主宰的趨勢日漸明顯，而兩者之間界線模糊，科技不只侵入生活也侵入情感世界。

面子書和「愛瘋」的風行，對平均每3個月才上一次面子書、出門忘了帶手機、空閒只看書不上網的筆者（一個80後）來說，雖然生活很「老古董」，也與科技脫不了關係，因為印刷科技已侵入我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廖珮雯：<科技是我的身體和情感寄託？>，《東方日報》，20011年11月18日，星期五，頁A10。

朱熹：誕生與晚年

第一章《大師的誕生》

    關於朱熹的出生，有許多傳說。據說他出生前三天，遠在千里之外的婺源朱氏古宅的一口古井上突然紫氣如虹，似乎預告「紫陽先生」降落人間。後人因之在井旁立一石碑，上刻「虹井」二字。

第十九章《淒涼的暮年》

……他又搖頭。蔡沈再問：「《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他才領首同意，但說不出話，想用筆寫出，示意左右之人托紙遞上。他執筆如平時，然而手顫抖著，無力運筆。擱筆躺下時，他的右手偶觸頭巾，弄歪了頭巾，便示意蔡沈將它扶正。

諸生退去後，蔡沈坐在牀頭，范元裕坐於牀尾。緩緩地，朱熹的視線隨二人上下移動，瞳孔猶炯炯有光。少頃，他的眼睛徐徐開合，呼吸越來越微弱，平靜地逝世了。

那一天，狂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樹都被連根拔起。大雨瓢潑，洪水氾濫，山皆崩陷。真可謂風慘雲淒、山頹木壞！

何可永著：《朱熹》，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1、177-178。

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

關於「五四」，我先後已不知道寫過多少篇經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從整體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觀點寫成的，不免流於空泛，其中並無切己之感。這次《中國時報》和《晚報》提出「五四」和個人的感受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頗為別致的構想。這種寫法事實上等於是寫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在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個籠統的「思想運動」，而是因人而異的「月映萬川」了。雖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將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發生的十幾年以後的，根本沒有受到「五四」的直接沖擊。抗戰八年正是我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這一階段，我能明確記憶的個人生命史大致是從抗戰第一年（1937）開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從安慶逃難到故鄉潛山縣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那是在萬山之中的一個農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離的。我在那裏整整地度過了八年的歲月。那裏不但沒有現代式的學校，連傳統的私塾也不常有，因為師資難求。所以在十六歲以前，我根本不 知道有所謂「五四」其事，更不必說什麽「五四」的思想影響了。

從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個鄉下孩子，從未接觸到現代的知識和思想。事實上，現代的正規教育和我是絕緣的，我只在私塾、臨時中學等處 斷斷續續地上過兩三年的學。臨時中學設在鄰縣舒城的曉天鎮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極不方便。我只在十三歲時去過半年，然後便因病休學，等於什麽也沒有學到。讀書識字大概主要是從看舊章回小說中得來，這是舊社會中兒童所共有的經歷。此外所接觸的則是一些片斷的中國文史知識。抗戰的末期，我曾在桐城縣住過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惟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完全沈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鬥方 名士」的影響，對於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人提到過「五四」。當時無論在私塾或臨時中學，中文習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話」。所以 我在十五六歲以前，真是連「五四」的邊沿也沒有碰到。

抗戰勝利以後，我才真正從「鄉下人」變成了「城裏人」，先後住過的城市包括沈陽、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對我個人思想的形成最關重要。這當然便 逃不開「五四」的影響了。最初一兩年中，因為要補上抗戰八年的教育空白，以爭取考大學的機會，我的時間大都用在補習英文、數、理等科目方面，沒有余暇來註 意新思想、新文學之類的問題。但當時我也讀了一些梁啟超、胡適、魯迅等人的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梁啟超給我的影響最深，胡適次之，魯迅幾乎沒有發生任 何刺激。這大概是因為我所生活的社會已和「五四」前後大不相同。魯迅所譴責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體對象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無法引起我的共鳴。梁啟超和胡適的影響主要也限於中國學術傳統方面。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他一方面批判舊傳統，一方面又激動讀者熱愛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矛盾的統 一」。但是對我個人而言，他的熱情似乎偏向於「求知」的一面。我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啟示：我必須去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特別是學術思想史。這種理解，和為理解而從事的研究，必須是超越現實效用的。我們決不能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歷史。

這一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在胡適那裏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胡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梁啟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國的傳統，我必須同時要對西方傳統和現代世界有深入的體認。這便把我推向另一個知識的領域。

現在回想起來，「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推動「求知」的仍是一種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 情「改造中國」的理想，但我始終相信「改造」必須以可靠的「知識」為起點。「求知」的精神在「五四」運動中其實不占主流的地位，不過對我而言，這是最主要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說「五四」是反傳統的運動，「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全盤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對於我這個出 生在「五四」以後十幾年的人，這些口號則從來沒有在我心中發生過激動的力量。我在典型的舊鄉村中度過了八九年，那裏並沒有「禮教吃人」的事。中國農村其實 是充滿了人情味的，特別是過年過節的時候。用「禮教」或「孔家店」壓迫人的情形至少並不嚴重。「愚昧」倒是事實，思想封閉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我相信「知 識」是現代中國所最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識」，我們首先便要建立起「為知識而知識」的嚴肅態度。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知識界最流行的雜誌大概是儲安平所創辦的《觀察》，此外還有比較偏右的《獨立時論》等。但當時「五四」的潮流已轉入馬克思主義 一途了。胡適早已被暗中「鬥垮、鬥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征，而且是「反動」、「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別是在北大、清華學生們的 心中，早已成為一個「反面教員」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擊並沒有對我的思想發生什麽重要的影響。他的「自由主義」還是比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這是「五四」對 於我的另一面的啟示。

總之，我所隨的「五四」的遺產是很有限的，這當然和我的生活經驗的限制是分不開的。由於以「知識」和「自由」為核心，我對於中國舊傳統也產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緒。因為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怎樣去認識傳統的真面目。沒有知識的基礎，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國」的構想。

我現在當然更能認識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種「啟蒙」的心態。即使以「知識」而言，「五四」也偏於實證主義一路。所以我們今天似乎不必再 「神化」它，當然更不必「醜化」它。以我個人而言，我對於「五四」還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這也正是「五四」所賜給我的一種「遺產」。

1988年4月29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著：《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71-74。

Lin Yu Tang ： 《The College》

  The ancient people who desired to have a clear moral harmony in the world would first put to order their national life; those who desired to put to order their national life would first regulate their home life; those who desired to regulate their home life would first cultivate their personal lives; those who desired to cultivate their personal lives would first set their heart right; those who desired to set their heart right, would first make their wills sincere; those who desired to make their wills sincere would first arrive at the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comes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of things. When the knowledge of things is gained, then understanding is reached, then the will is sincere; when the will is sincere, then the heart is set right; when the heart is set right, then the personal life is cultivate; when the personal life is cultivated, then the home life is regulated; when the home life is regulated, then the national life is orderly; and when the national life orderly; then the world is at peace. From the Emperor down to the common ma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al life is the foundation is disorderly, the superstructure can be orderly. There has never been a tree whose trunk is slender and whose top branches are heavy and strong.

林語堂編譯：《不亦快哉》，天津：百花文藝，2002年，頁90-93。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