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五四」，我先後已不知道寫過多少篇經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從整體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觀點寫成的，不免流於空泛，其中並無切己之感。這次《中國時報》和《晚報》提出「五四」和個人的感受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頗為別致的構想。這種寫法事實上等於是寫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在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個籠統的「思想運動」，而是因人而異的「月映萬川」了。雖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將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發生的十幾年以後的，根本沒有受到「五四」的直接沖擊。抗戰八年正是我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這一階段，我能明確記憶的個人生命史大致是從抗戰第一年（1937）開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從安慶逃難到故鄉潛山縣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那是在萬山之中的一個農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離的。我在那裏整整地度過了八年的歲月。那裏不但沒有現代式的學校，連傳統的私塾也不常有，因為師資難求。所以在十六歲以前，我根本不 知道有所謂「五四」其事，更不必說什麽「五四」的思想影響了。
從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個鄉下孩子，從未接觸到現代的知識和思想。事實上，現代的正規教育和我是絕緣的，我只在私塾、臨時中學等處 斷斷續續地上過兩三年的學。臨時中學設在鄰縣舒城的曉天鎮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極不方便。我只在十三歲時去過半年，然後便因病休學，等於什麽也沒有學到。讀書識字大概主要是從看舊章回小說中得來，這是舊社會中兒童所共有的經歷。此外所接觸的則是一些片斷的中國文史知識。抗戰的末期，我曾在桐城縣住過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惟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完全沈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鬥方 名士」的影響，對於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人提到過「五四」。當時無論在私塾或臨時中學，中文習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話」。所以 我在十五六歲以前，真是連「五四」的邊沿也沒有碰到。
抗戰勝利以後，我才真正從「鄉下人」變成了「城裏人」，先後住過的城市包括沈陽、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對我個人思想的形成最關重要。這當然便 逃不開「五四」的影響了。最初一兩年中，因為要補上抗戰八年的教育空白，以爭取考大學的機會，我的時間大都用在補習英文、數、理等科目方面，沒有余暇來註 意新思想、新文學之類的問題。但當時我也讀了一些梁啟超、胡適、魯迅等人的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梁啟超給我的影響最深，胡適次之，魯迅幾乎沒有發生任 何刺激。這大概是因為我所生活的社會已和「五四」前後大不相同。魯迅所譴責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體對象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無法引起我的共鳴。梁啟超和胡適的影響主要也限於中國學術傳統方面。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他一方面批判舊傳統，一方面又激動讀者熱愛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矛盾的統 一」。但是對我個人而言，他的熱情似乎偏向於「求知」的一面。我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啟示：我必須去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特別是學術思想史。這種理解，和為理解而從事的研究，必須是超越現實效用的。我們決不能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歷史。
這一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在胡適那裏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胡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梁啟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國的傳統，我必須同時要對西方傳統和現代世界有深入的體認。這便把我推向另一個知識的領域。
現在回想起來，「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推動「求知」的仍是一種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 情「改造中國」的理想，但我始終相信「改造」必須以可靠的「知識」為起點。「求知」的精神在「五四」運動中其實不占主流的地位，不過對我而言，這是最主要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說「五四」是反傳統的運動，「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全盤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對於我這個出 生在「五四」以後十幾年的人，這些口號則從來沒有在我心中發生過激動的力量。我在典型的舊鄉村中度過了八九年，那裏並沒有「禮教吃人」的事。中國農村其實 是充滿了人情味的，特別是過年過節的時候。用「禮教」或「孔家店」壓迫人的情形至少並不嚴重。「愚昧」倒是事實，思想封閉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我相信「知 識」是現代中國所最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識」，我們首先便要建立起「為知識而知識」的嚴肅態度。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知識界最流行的雜誌大概是儲安平所創辦的《觀察》，此外還有比較偏右的《獨立時論》等。但當時「五四」的潮流已轉入馬克思主義 一途了。胡適早已被暗中「鬥垮、鬥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征，而且是「反動」、「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別是在北大、清華學生們的 心中，早已成為一個「反面教員」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擊並沒有對我的思想發生什麽重要的影響。他的「自由主義」還是比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這是「五四」對 於我的另一面的啟示。
總之，我所隨的「五四」的遺產是很有限的，這當然和我的生活經驗的限制是分不開的。由於以「知識」和「自由」為核心，我對於中國舊傳統也產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緒。因為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怎樣去認識傳統的真面目。沒有知識的基礎，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國」的構想。
我現在當然更能認識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種「啟蒙」的心態。即使以「知識」而言，「五四」也偏於實證主義一路。所以我們今天似乎不必再 「神化」它，當然更不必「醜化」它。以我個人而言，我對於「五四」還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這也正是「五四」所賜給我的一種「遺產」。
1988年4月29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著：《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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