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你遠「走」了整整三年，哥哥、姐姐們都寫了悼念文章，貢獻於你的墓前。我卻始終沒有寫一個字——你能諒解我內心的難言之苦嗎？
是的，我每回見到你，都不敢正視你那坦然的目光。我多麼想跪倒在你的面前，說出我內心的悔恨。但是我始終說不出口；不僅是因爲我缺乏勇氣，我沒有把握，我甚至懷疑，這歷史的重負，該不該由我來承擔，我是否有力量承擔。因此，每回在你的面前，我都欲言又止；事後卻又一再地譴責自己的猶豫。直到一九九〇年九月六日（這可詛咒的日子！）你終於遠「走」不歸時，我才猛然醒悟：我再也不能當面請求你的原諒了！從此，我將背著內心的負疚，永遠不能解脫！呵，我真想如魯迅筆下的涓生那樣，仰天高呼：「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你，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你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我圍繞，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在悼念父親的文章裏，我曾經談過，當我十四歲時，曾面臨「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的「考驗」，我寫到了將「父親」與「反革命」連在一起的種種矛盾、痛苦；但卻迴避了一個更加嚴峻的事實：與當時正任國民黨駐舊金山領事的三哥劃清界限，卻並不那樣艱難。在我的心目中，幾乎是理所當然的把解放前即參加愛國學生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四哥、二姐，與曾經是蔣介石任校長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國民黨黨員的三哥，劃分爲黑白分明的兩大陣營：前者代表光明，是時代的英雄；後者象徵黑暗，是人民的天敵。因此，我可以說是毫不猶豫地將三哥從我的心裏「逐出」，甚至對他懷著一種隱隱的憎恨。而且，據我觀察，不僅是我，我們幾個兄弟姐妹，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母親，都對我三哥表現出一種「冷漠」，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家庭將三哥「逐出」了。這對於正在苦苦掙扎的海外遊子，自是過分的無情；而我們當時竟然覺得理所當然，就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殘忍。三哥卻在大洋彼岸一往情深地關心家人。一九六一年他聽說大陸遇到了災荒，憂心如焚，儘管自己剛脫離外交界，生活尚無著落，仍然輾轉托人，與我們聯繫，表示願意助一臂之力。母親接到這一信息，當即斷然拒絕。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拒絕」自然是形勢所迫；但我們兄弟姐妹卻一致讚揚母親的「明智」，暗暗抱怨三哥的「多事」。在極左路線統治下，我們這樣的家庭早已如驚弓之鳥，不敢企求，也無法感應母子、兄弟（妹）之間的情誼，這是多麼可怕的心靈與麻木與扭曲。而我們這樣對三哥「以怨報德」，當時尚不覺什麽，事後想起卻不能不驚懼於自己的冷酷。三哥卻愛心不變。一九七四年，中美關係剛剛解凍，他立即托人前來看望老母，我們依然一片驚慌。雖然安排母親與來人單獨見了面，卻不肯在帶來的錄音機裏留下半句母親的祝福——海外赤子這一點微小的心願也不敢給予滿足！但我們依然讚揚母親的「明智」，卻根本沒有想過，這會給三哥帶來怎樣的感受，——在我們的心中，早已沒有了三哥的位置。人是自私的，當自我生存安全的考慮壓倒一切時，即使是人倫之情，也會棄之不顧。這類人性的弱點或許可以原諒，但它所折射出的極左路線對於人的心靈，以至人性的傷害，卻是不能迴避的事實。——但我們有勇氣正視嗎？
一九八〇年的某一天，當我正在北大圖書館看書，突然接到通知，說三哥已經來到清華大哥的住處，要我前去相見。我真的感到了一陣惶恐：我不知道該怎樣迎接這位曾經被我們家庭無情「逐出」的親兄弟，我想像那將是一個十分尷尬的場面。但當我氣喘吁吁地趕到時，一個頗爲精幹的小老頭立即微笑著站起來和我握手，說：「這就是小弟吧？」我也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三哥」——一切竟是這樣的親切而自然！但我仍然感到陌生與拘謹。直到有一天，我陪同三哥、三嫂去故宮參觀，正在與三嫂低聲交談，抬頭一看，三哥已遠遠走到前面，那微微前傾的身體，急促的步履，突然使我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我發現了錢家兄弟姐妹特有的姿態與神態！真的就這一瞬間，我感到了前面走著的這個小老頭成了我們「錢家」不可缺少的一個成員，我又有了自己的「三哥」！我急忙趕上前去，看他走得滿頭大汗，慌忙趕到售貨亭給他與三嫂買來飲料，弄得自己也滿頭大汗，卻顧不得擦拭，只一個勁兒地憨笑。後來三哥告訴我，我的這一神情也使他大爲感動。幾十年人爲製造的兄弟隔膜，也許正是在這一刻，才得到真正的消解；而我內心深處，卻又急劇地升騰起巨大的歉疚。我多麼想在三哥面前，放聲一哭，將這幾十年的誤解、屈辱與過錯，傾吐一盡。但三哥沒等我開口，就誠懇地談起了他未能對母親盡孝，對兄弟姐妹盡責的內疚，以及因爲他而使我們受到牽累的不安，一再表示要儘自己的努力對這一切作出彌補：他詳盡地談起他對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的種種安排……他談得急促而又從容，顯然一切早已積蓄在心，並經過了周密的思考。聽著三哥的講話，當年我們無情地將他「逐出」的情景，一幕幕浮現在眼前，愈見清晰；面對三哥「以德報怨」的寬闊胸襟，我連一句道歉的話也說不出口：仿佛一說出來就立刻變成了虛僞。我唯有沉默；而這沉默又使我強烈地感到自己的怯懦：我不是連說出「真實」的勇氣都沒有嗎？於是，每回和三哥見面，我都強烈地感受著這種精神上的局促不安；我知道這是我自己釀就地苦酒，我只有獨自吞飲。後來，我又默默觀察到，三哥雖然從不提及我們給予他的精神傷害，但他仍不能掩飾他曾被家庭「放逐」的隱痛，而且，據我的直覺，他似乎至死也沒有完全擺脫這種被放逐感——他一再強調，他所從事的商業，與錢家兄弟姐妹一樣，也是一種「事業」，就多少透露出他自己也未必明確意識到的某種隱痛。而我察覺於此，就更感到自己對這位寬厚的兄長傷害之深，幾乎無地自容。……
而且，我還要受到更大的精神的「懲罰」。一九八五年，我的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個小小的挫折：因爲我所在的北京大學不能爲我一家四口人（其中我的岳父、岳母都已八十高齡）提供容身之地，我必須離開北京大學，這對我的事業發展自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害。正當我面臨「家庭」與「事業」的兩難選擇時，三哥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用巨額美金在北京買了一套住所，供我一家暫住。我知道這援助的分量，我也實在需要這樣的「雪中送炭」；但一想到當年我怎樣堅決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與同樣處於厄境中的三哥劃清界限，我又實在無法接受這份「兄弟情誼」。這「情誼」火一般地照亮了我的自私、怯懦、無情無義，燃灼我的心！我覺得，我應該承受的，是三哥對我的譴責，給我以精神的鞭撻，我至少可以因此而獲得某種心靈的平衡；然而，三哥卻施給我如此的「深厚情意」，這對我，無異於另一種精神的鞭撻，使我的心靈永遠不得安寧！但我所有這些內心感受，卻無法使人理解，更無法向三哥訴說。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拒絕了，又會對他形成新的傷害，而我無論如何，不能再給他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傷害了！我只有「欣然」接受了三哥的援助，卻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內心「隱痛」。……
三哥，如今，在你的靈前，我所能奉獻的，只能是我的悔恨，與這顆傷痕累累的心。我知道，你有一顆寬厚的大心，在冥冥之中，早已將歷史造成的人間一切恩怨化解；我卻無法因此而使我的靈魂獲得解脫，我要將這一切深埋在心中，直到我們再度相見！……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
錢理羣著：《壓在心上的墳》，四川：四川人民，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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