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6日星期五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 陈寅恪之死》



1

至此,歷史的筆觸已可以在年近80的陳寅恪的靈魂深處探尋。探尋這位心實已死、只餘軀殼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師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儘管這非常困難,印痕已渺不可辨。

據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若去看望陳寅恪,須先向歷史系的掌權者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能登門探問,但數年間她還是有一些機會與陳寅恪見面。

有次,陳寅恪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通識”如陳寅恪,竟有如此一問,其悲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見。又有一次,陳寅恪對前來探望他的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回答:“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寅恪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多年後,回首往事,黃萱這樣說:“我的回話陳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東西又怎忍欺騙先生?陳先生的學識恐怕沒有什麽人能學,我更不敢說懂得其中的一成。”

陳寅恪這些話表明,“沒有參加運動”的老人,對形勢並不陌生,他的思維依然清晰與敏銳。

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畫檢查交待,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據個別看過這些書面交代的人回憶,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間人人都不能不寫的套話,但真正最能顯示陳寅恪心態與風骨的,還是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196742日,陳寅恪便有這樣的一紙“聲明”:“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系,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二十年間,晚年的陳寅恪為歷史留下了多份“聲明”及申述書函,從用詞到行文風格,這份“聲明”與陳寅恪以往的“聲明”極為相似,當是陳寅恪發自內心情感的 文字無疑。在最混亂的1967年,陳寅恪式的“尊嚴”,一有機會仍頑強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跡近難尋。那麽,支撐著這位早幾年已平靜地等待死 亡降臨的文化大師,度過一千多個恐怖與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麽呢?一份當年中山大學編寫的“形勢報告”,有一段充滿了極“左”語言的敘述,為我們猜測陳寅恪在這三年的精神狀態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料。在陳寅恪生命最後的一年,中山大學對“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聲稱‘不吃中國面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海裏,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巖岩石腦袋見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無限上綱上線、極盡斷章取義之能事等等做法早為世人所厭惡,所以“文革”期間的材料可信程度應打上問號。但陳寅恪“一直態度十分惡劣”, 引起革命群眾“憤恨至極”,則完全有可能折射出歷史的真實-陳寅恪縱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學當年的“總結”或“形勢報告”一類的材料中,對“反動學術 權威”一類的人用上“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等評語,並咒罵“就讓他帶著花崗巖腦袋見上帝去吧”.需知,這樣的語言還是來自比較“正規”的校方正式文件、學習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陳寅恪“興亡遺恨尚如新”一句詩,出自《論再生緣》中陳寅恪感嘆與陳端生感同身受而吟詠的一首七絕。詩雲:“紅杏青松畫已陳,興亡遺 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歸去,腸斷看花舊日人”。“造反派”們只是憑直覺認為“興亡遺恨”與新舊政權有關。中山大學前歷史系教授何肇發二十多年後這樣認為,幸虧當年“造反派”根本讀不懂陳寅恪的詩,不然陳寅恪極有可能當場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據知情者回憶,“文革”期間“造反派”曾令金應熙等人“注釋”陳寅恪的詩作。故陳寅恪的“反動詩作”也成為陳寅恪的一條罪狀。

“不甘心”的陳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殘存了一千多個日子,直到耗盡了最後一縷不平之氣。從1959年陳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開表達“死” 的意志開始,“死亡”的話題從此若隱若現地伴隨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頑強地活著。當無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來解脫生命所不能隨的屈辱與重壓時,甚有條件自行了斷此生的陳寅恪,卻表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誌。

陳寅恪的“不甘心”,絕非如“造反派”所認為的為了“蔣家王朝”。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檔案中,明確地記載著這兩個“備戰”風雲甚濃烈的年頭,陳寅恪對形勢有如此判斷,“他對國民黨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陸表示懷 疑”。196410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他(陳寅恪)表示高興,認為我國有了核力量將會更加強大。”這些記載表明,陳寅恪對當時中國 共產黨的力量分析與評估,體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睿智。

陳寅恪的“不甘心”,也許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而他作為一個學人所表現出來的氣節,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慘遭蹂躪為代價,經受了平生以來最殘酷的一次考驗!


2


陳寅恪沒有死於精神崩潰,而是死於生理機能再也無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陳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幫兇的一物-有線廣播的高音嗽叭。

“文革”時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惟有很多“革命行動”顯得步調有序、反應迅捷,其“功勞”首推這種高音喇叭。在運動中,它是一種極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時對於很多被批鬥者來說,它傳遞著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

東南區1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有兩年多的時間,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時期,陳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在這段歲月陳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殘,想來其真相已永遠不足為外人道 矣。造反者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便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以聽覺達到摧殘的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 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了陳寅恪的床前,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淚寫成的《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顫顫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 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

陳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嚇死的,但梁夫人為這一野蠻行徑添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陳寅恪的心臟病日趨嚴重。

折磨,在19671月後進入高潮。陶鑄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號的“造反派”紛紛上門逼令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黑關系”。用“慘無人道”一詞來形容,並不為過。1967年夏,唐篔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大概是在這個時候,陳寅恪寫下一幅“遺恨塞乾坤”的預挽愛妻的對聯。聯雲: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對泣”的古典,比喻為夫妻共守窮困;“廢殘難豹隱”,道盡人生的無奈:天欲絕陳,先毀其目,後奪其足,即便命運如此,欲覓一避世隱居處了此殘生也不 可求。這副“預輓妻聯”語氣極之淒涼,在生命快將終結之時,歷史與現實強加給人生的各種“俗累”逐漸隱去,最古樸的一種情懷開始彌漫。生命經歷了數十年的奮進、搏鬥、掙紮後,終於又回復到它最樸質的本色:自它誕生之日起,便有萬般憂愁,活著是一種痛苦。陳寅恪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副對聯,非是文化意義的,更非是政治意義的,而是人類永遠不能擺脫的一個感受-關於生命的苦難。

唐篔經年為病痛所困。在晚年,陳、唐兩人一直認為唐篔將先陳寅恪而去,這也是陳寅恪在唐篔生前預撰挽聯的一個內情。在19671968年之際,這對四十載相依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這段時期,陳寅恪向校方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內雲:“一,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 至。二,唐篔現擔任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作,和清潔工雜工工作,還要讀報給病人聽,常到深夜。精神極差。申請暫時保留這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 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個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如“嬰兒一般”失去旁人護理便無法生存的陳寅恪,在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憐惜之情。在陳寅恪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無限上綱上線的日子裏,陳寅恪的“申 請書”,無疑是用生命寫就的。

此時,陳、唐兩人相依相存的情勢已變成唐篔一人獨力撐承兩個生命的重荷。陳寅恪雖有兩個女兒同在中山大學工作,但二女兒早在 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兒也在1966年結婚遷出另築小家庭。革命的風暴也給這些“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帶來很大的傷害。陳家女兒們除了要參加運動,平時還不敢隨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來批判。在鬥爭陳寅恪時,據說陳寅恪的親屬中也有人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陳寅恪是大特務,陳家女兒也 是特務”。親屬中還有貼大字報雲“要堅決劃清界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千萬個家庭親情的傷害,也在陳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對於實際上已“死”過許多回的人來說,所有的傷害已變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3


死亡的氣息終於逼近。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12樓已住了16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陳寅恪的死亡。“文革”結束後,陳寅恪獲得“平反”,當年迫令陳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釋為:“因為‘工宣隊’看中這座樓房用來作指揮部。”一位 對陳寅恪晚年甚為了解的友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1969129日,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百萬知識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片刻的喘息機會。19天后,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來臨。給予知識分子以“出路”的這個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陳寅恪的命運。

196935日。中山大學在一份<堅決落實毛主席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對於舊知識分子的反動學術權威要主義加以區別。像陳寅恪,一貫利用學術,堅持反動立場,惡毒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應劃為反動學術權威,要把他們批得比狗屎還要臭。以後,給予一定的生活費,養起來作反面教員”。不能給陳寅恪“出路”的癥結就在這里。其時陳寅恪已搬到西南區50號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環境,已不成樣子的家,並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這 一年已走到盡頭。

在這最後的時刻,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校園大部分人(包括陳寅恪兩個女兒)都去了“五七幹校”,只有革委會與“工宣隊” 等權力機構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文革”結束後,校方傳出陳寅恪在最後的日子裏還“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這個說法,正是源自這段“革委會”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的時期。真相如何,恐怕永遠都不可探究。因為直到陳寅恪死後,中山大學的有關材料依然用充滿了“階級仇恨”的語調,評價“比狗屎還要臭”的陳寅恪的所謂政治態度。死不悔改的陳寅恪,死後依然遭到詛咒。而民間的傳說,則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據說陳寅恪臨終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門查看,陳寅恪斷斷續續表達了兩個觀點,一爲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二是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其時中國與前蘇聯在珍寶島地區發生了一連串武裝衝突,兩國總理爲此就邊界地地區領土問題舉行爲世界矚目的外交談判,陳寅恪為此事而表態,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問題徵詢過陳氏的意見。而“行將就木”的歷史學家承認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表名陳寅恪最終與共產黨“劃清了界線”——這就是這個傳說最傳神的一筆,當年人們已這樣理解陳寅恪。民間傳說很生動,似乎也“很可信”!


比較肯定的情形是,在這生命最後的二百來天裡,陳寅恪已瘦得不成樣子,少數親朋好友偷偷登門看望,他也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107日晨5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旅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痹而含冤去世。

陳寅恪死得很平淡。一個卓越的知識分子這樣死去,在那個年代很普通,很常見。經年的苦難一朝得結束,於陳寅恪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壯留給了後人。

對自己的結局,有一點是陳寅恪預測落空的,那就是他先愛妻而去。正因為這樣,在他去世後,令人很傷痛的一件事發生了。45天之後,19691121日晚8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篔亦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篔死於心臟病、腦出血。但在這四十五天中,唐篔從容為自己安排後事。她囑咐從四川趕來幫忙料理陳寅恪後事的大女兒流求,若她死後不必再從四川來廣州了;并一再寄語三個女兒要好好團結。在這45天中,唐篔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安排考慮到了,她曾對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唐篔去世後,她這種異乎尋常的安排便解開了生與死的謎底。

死,是輕而易舉的。唐篔大半生靠藥物維系著生命,只需停藥數天,生命的苦痛與哀傷便永遠結束。18年前,“我敬姐誌節”的唐篔曾滿懷感傷之情寫下<哭從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詩,詩中兩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並以敬懷的筆觸寫下這樣兩句:“姐母殉夫死,姐亦傳其烈”。18年後,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顯現。71歲的唐篔,平靜地了斷了纏繞71年的人生之淒苦。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亦為陳寅恪而死。陳寅恪的人生,應該延續到19691121 日這一天。


4

命運各異,但悲劇卻相似。

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來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終歸宿吧!
    
陳序經先生
     
陳序經,在1963年兼任廣東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文革”期間,陳序經因嶺南大學那段經歷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和“國民黨 特務”,受到專案審查。1967216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陳序經,在南開大學面積僅6平方米的臨時居所裏突然去世。“造反派”堅持說陳序經是畏罪自殺,結果解剖屍體表明,陳序經死於心臟病突發,時年64歲。陳序經身後遺下四、五百萬字的著述。陳序經死後,他暫存在中山大學的三千多冊珍貴書籍被學校 後勤部門當廢紙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共得款127元零2角。

周壽愷,五十年代後期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第二附屬醫院院長、教授。“文革”期間因在四十年代曾為湯恩伯、俞大維、陳誠等人看過病而受到一連串的迫 害與淩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周壽愷被秘密地關押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飽受摧殘折磨。1970615日,對內分泌學素有研究與建樹的周壽凱,因 “造反派”拖延時日不給醫治而死於胃出血,年僅64歲。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因精神苦悶憂郁成疾,在1970518日因病去世,年僅六十二歲。

劉節,是運動初期在康樂園第一個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間,劉節共遭受六十多場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鬥爭完畢,紅衛兵們仍意猶未盡,當場喝令劉 節“不準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結果,在拳打腳踢與怒罵聲的夾擊下,年已花甲的劉節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學的大禮堂。當社會傳出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不堪受辱自殺身亡的消息後,劉節卻這樣對人說,“翦伯贊死得不值,每回開會批判我,我就在心裏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學 一份<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對劉節有這樣的記述,“劉節舊思想仍頑固,在學習班上還說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共產主義精神,還大談他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義。”

1971年“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楊榮國走紅,與“尊孔”的劉節形成尖銳的對立。楊、劉兩人十余年間的恩恩怨怨糾纏已變成一個不可化解的死結。劉節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721日,劉節死於喉癌,終年76歲。劉節身後遺下12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濕,絕大部分讓蟲蟻蛀蝕掉,剩下的殘卷不足兩箱。

吳宓,“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1970年代初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場批鬥中吳 宓左腿被“扭折”,從此只能倚杖艱難地行立;雙目又因白內障一度“全盲”。陳寅恪晚年遭受“臏足盲目”的痛苦,吳宓都經歷到了。這位畢生都具有書生氣的學 人,在“文革”期間有這樣一個“笑話”:吳宓知道“造反派”即將來抄家,他想到了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便急忙請求一個親友將日記運走。待這件事安排妥當,吳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將此事詳盡記錄下來。後來吳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吳宓的日記。但抄家者卻發現了吳宓述“日記運走事”的那個簿子,遂按圖索驥最終還是將吳宓視作畢生心血的日記悉數抄走。

“迂”得可愛的吳宓,在197198日給中山大學寄去一信,探詢陳寅恪夫婦的“生死情況。”歷二十余年“新風尚”的洗禮,改變不了的還是人生的本色。在這封給中山大學校方的信中,吳宓有“國立中山大學”,“宓1894年生,在美國哈佛大學與陳寅恪先生同學”等與“文化大革命”極不合時宜的語句。其時距陳、唐兩人去世已近兩年。1978117日,時年84歲的吳宓去世。可算高壽的吳宓,如何度過最後屈辱的十年,歷史當還有許多“待發之覆”。

黃萱,19667月離開陳寅恪回到歷史系參加運動。儘管這位善良的女性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陳寅恪的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在“揭發批判”最緊張的日子裏,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樓,曾掛出一條從樓頂拖到樓底的巨幅標語,上書“黃萱與陳寅恪同穿一條褲子”。陳寅恪死後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黃萱交待所謂“與陳寅恪的關係”、“為陳寅恪幹了些什麽壞事”等材料。

1969年,中山大學歷史系清查小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捕捉到一個“新動向”:逼令黃萱交出“從剝削階級家庭得來的不義之財”。該年歷史系一份總結報告逼真地描述了這一“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清查小組第一次找黃萱談話,“第一次面對面交鋒,黃萱就交出二萬元存款”。事後清查小組成員分析,第一次交鋒遠未觸及核心。第二次談話,清查小組規定黃萱反復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篇光輝著作”,“黃萱流下了眼淚”。結果,“第二次交鋒黃宣交出九萬元”,“第三次交鋒黃萱交出二十萬元”,“第四次交鋒黃萱再交出公債八百元”。在數天之間,“毛澤東思想顯示了巨大的威力”,“黃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萬勞動人民的血汗錢。”

但命運並沒有放過一生淡薄名利與金錢的黃萱。1970年,她摯愛的丈夫周壽愷怪遭折磨而死。其時她正在“五七幹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後一眼,留下了終生的痛恨。六年後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奪走了她心愛的兩個小外孫。

至此,這位目睹了與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女性,已把“這個世界看透了”。當年,陳寅恪對自己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這樣的評價:“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開始住在廣州,後移居故土廈門。在鼓浪嶼那座寬闊的別墅裏,這位陳寅恪晚年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超然世外,日觀雲海, 夜聽濤聲,依然勤奮地讀書,靜靜地感覺日子的流逝。

拿得起,放得下。陳氏知黃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陳寅恪的不滿。這是迄今僅見的陳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檔案記錄。“文革”期間端木正再受沖擊。1979 年中山大學恢復成立法律學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後兼任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最年長的法官。在陳寅恪晚年信賴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目睹了歷史的滄桑變化,他有幸在晚年能為祖國貢獻自己的熱和光。

歷史畢竟在前進!



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聯經,1997年,頁47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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