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劉曉波: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

劉曉波: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
再過幾天,就是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紀念日,但象改革以來的每一個文革紀念日一樣,中國再次出現外熱內冷的巨大反差。

中共官方的壓制和封鎖,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個體的良知匱乏,也不能推卸責任。特別是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都不敢面對自己的文革經歷,更不願承擔道義責任,甚至可以說,在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的今天,對這場“浩劫”的全國性反思還未開始。

一方面,儘管中共官方於1981年發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這一定性也得到了民意主流的擁護。但僅僅是用 抽象否定遮蔽了文革中的具體罪惡,把林彪和“四人幫”作為毛澤東替罪羊,用黨犯錯誤來掩蓋制度弊端。而且,政權只准按照官方的定調談論文革,卻不准非官方的文革反省。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儘量回避文革,那些施暴者要麼沉默、要麼自我辯護;絕大多數受害者大都用各種托詞來關閉記憶,既加害又受害的人只願意 講受害經歷。比如,最為狂熱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適齡青年,然而,直到現在,除了極少數老紅衛兵有所反省之外,絕大多數人皆以“不堪回首”為藉口而保持沉默。從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學到九十年代的諸多文革回憶錄,非但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的個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謙卑懺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無悔”的大義凜然!

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主的“聯動”橫行北京、最為瘋狂。公然提出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口號,實施過令人髮指的暴行,對遇羅克之死以及 眾多被株連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些造反先鋒對當年的回憶,要麼標榜純潔的青春激情和理想主義,要麼訴說是父輩和他們自己如何受難,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打砸搶、私設公堂等野蠻行為,基本不提他們那種“自來紅”的特權傲慢,也不提他們造反來自強烈的奪權動機,更不會向他們的受害者表示絲毫懺悔。即便有所反省,也是逃避個體責任的大而化之,或者把罪責歸咎為極少數替罪羊(如四人幫),或者歸結為抽象的時代必然性和盲目的群體性。

比如,2003年12月,葉劍英的兒女兒葉向真曾向鳳凰衛視談到過葉家的文革遭遇。在文革初期,她的雙重身份--中共元帥之女和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領袖- -使她成為大名鼎鼎的人物,就連她自己也承認那時的她“太過出名”、“太活躍”和“太過折騰”。但她對自己的紅衛兵領袖生涯的敍述,只是極為簡單地幾句帶過,沒有任何具體細節,加在一起只有58個字,既沒有交代她參加紅衛兵的過程,也沒有她參加了那些造反活動,是否參與過“打砸搶”和“揪鬥”,是否迫害過別人。自然,內疚和懺悔也就無從談起。然而,對江青整肅葉家、葉家子女因此遭遇牢獄之災的敍述則詳實生動,有起因、有過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細節、體驗和所受到的身心傷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萬八千多字的採訪文字稿的25%以上。

作為一場全民捲入的狂飆,遭到殘害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難以統計出準確的數字。那麼,參與迫害的人數將幾倍於被迫害者,卻很少有人反省和懺悔。紅衛兵的紅色恐怖、造反派的武鬥、清理階級隊伍及一打三反,更有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四二二、內蒙內人党血案等大屠殺,至今仍然沒見到這些暴行的參與者的回憶和懺悔。

在此意義上,阻礙國人直面文革災難的負面力量,不光是官方的禁令,更是參與制造文革災難的個體不願面對自己的歷史。正是這種不肯懺悔和反省的民族傳 統,才是官方禁令得以有效的民間基礎。因為在網路時代,如果那些文革中的施暴者和整人者肯於反省和懺悔,那麼官方絕對無法封鎖民間對文革的自發反思。

呼籲當年的施暴者和整人者進行個體性的反省和懺悔,並非是要對他們進行司法追究或道德審判,而僅僅是為了:1,還原文革大災難的真相,並通過還原真相來總結文革的教訓,以避免此類悲劇的重演;2,逐步擺脫那種把所有災難歸咎為外在因素而不願直面個人責任的傳統意識,進而培育一種健全的個人責任意識;3,把文革這場全民參與的大災難變成國人的精神財富,通過每個人自願的反省和懺悔來提升國人的精神素質。

可悲的是,中國特色的文革悖論延續至今:文革作為一場官民共同承認的“浩劫”,卻變成受害者(如鄧小平等)和加害者共同守護的禁區。官方不准公開談論,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願懺悔,絕大多數文革史料,要麼被封鎖在官權的黑箱中,要麼腐爛在參與者的記憶中。文革的最大禍魁毛澤東仍然是中國的“大救星”, 文革造反中出盡風頭的高幹子弟變成今日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

對於重大公共災難的參與者而言,當絕大多數個人不願面對歷史真相之時,沉默或說謊的代價將被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負面代價的持續積累就是在積累社會危機,並把這種危機一代一代地轉嫁下去:一代代繼續說謊,直到謊言徹底腐蝕了一切,中國人再不知道何為個人誠實和何為歷史真相,從而一次次或濫用或錯過或放棄歷史的機遇。所以,文革浩劫一天得不到公開的清算和討論,浩劫就一直沒有過去,只不過變成另一場更隱秘的“浩劫”: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2006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

無涯:吾所願


吾所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爲《論語》首篇首章。諸位莫以首兩句爲老生常談而等閒視之。三年求學而及此者,鮮矣。學者,貴能持之以恆,溫故而知新。是以學而時習之爲可說之事。玩樂之友多,講習之友少。故有同志於學之友到訪,互相點檢共勉,是爲可樂之事。或有學而不能得其樂。若不能說之樂之,則終有少欠。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未達說樂之境,則是未真知學也。又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則人之不己知,何慍之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諸位能以中興文化爲己任,則誠是吾所願也。

——無涯




 

2010年12月28日星期二

語錄


天安門布條:
“跪久了,站起來遛遛”
   
天安門 :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天安門事發時期安徽宣城水東鄉小學生:
“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
   
有人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毛說:
“兩千萬”。毛又說:“兩千萬算什麽,我們一個福建省就有幾千萬。”中國歷代皇帝沒有一個­敢講出這種無情的話。沒有。


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陳平原談大學中文系

陳平原談大學中文系(節選:末段)

學習本國的語言、文學,這符合社會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實際上,這些年中文系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很不錯,甚至比不少“熱門專業”還要好。所謂市場需要什麽,我們教什麽,以便學生找工作時“專業對口”,這個路子,我認為是不對的。市場千變萬化,今年搶手,明年就可能滯銷。與其學會“屠龍術”, 還不如健身強體。有很好的學習、思維、表達的能力,做什麽都可以。關鍵是“素質”,而不是“技能”——我說的是本科階段的教學目標。過於強調“技術性”, 那叫“培訓學校”,不叫“大學”。文史哲這類人文學科,是無用之用,是大用。為了迎合市場,讓學生追逐“雕蟲小技”,大學會越走越低。

中文系曾經那麽輝煌,現在有點被邊緣化,大家感慨萬分,但不該被“悲情”所籠罩。在今天這麽個喧囂的時代,需要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和發展路向,有所堅 持,也有所創新。我堅信,當眼下五光十色浮華侈靡的大幕退去,學術重歸平靜,人文學科應該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學作為一個知識共同體,需要專業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對於營建校園氛圍、塑造大學風貌、體現精神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學科。這一點,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馬雷特、韓德森著《時光旅人》


    得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一九〇五年),也是公認的“愛因斯坦神奇之年”。那一年,愛因斯坦一口氣發表了五篇論文,首度獲得國際上的令譽:第一篇討論光電效應,文中說明了光的粒子性;第二篇討論如何測量分子的大小;第三篇討論布朗運動,展示了分子的存在;第四篇提出狹義相對論;第五篇補充他的狹義相對論,包括發表後立即家喻戶曉的質能互換公式:E = mc2。才不過二十六歲,愛因斯坦已經光芒畢露,有許多教授及研究的的職位任他選擇。
(頁69。)


當更多對於時光機器的涉及與操作的理解一一浮現,突然間我恍然大悟:我的時光機器只能將時光旅行者帶回到機器啟動的那一刻,早一秒鐘都不行!

為什么我不能早一點發現呢?我不知道,或許這又是因為我過于近觀的問題,以致於對大局失焦了吧。我終於明白,當第一部能載人的時光機器真正出現時,我們的後代將可能搭乘時光機器來拜訪我們;然而,我們將永遠不可能重返過去,拜訪我們的祖先!
(頁245-246。)


從我的計算推論,返回過去的時光旅行,只可能回到第一部成功的時光機器啟動的那一瞬間,這倒解決了霍金及其他人所提出的質疑。他們的問題是:如果回到過去的旅行在某一天成為可能,為何我們至今尚未接待過來自未來的旅客?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我們見不到時光旅客來臨的原因是,第一部可用的時光機器還沒有接通電源。可以輸送人類的時光機一旦啟動,未來的人類才會有通往我們這里的港口,我們才可能真正開始接待來自未來的旅客,然而,遠在這之前,我們可能會先接收到經由時光機器傳來的訊息,初期的時光機器只能發出和接受比較初級形式的東西,例如無線電信號之類,而不是人類。
(頁269-270。)


假如愛因斯坦可以回來逗留一小時,而我們又可以在公元的長椅坐下來,一起聊天,我很好奇自己會跟他說什么。我想,我會先告訴他,他一定不敢相信,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宇宙,大部分都以他的研究為基礎,譬如,大霹靂理論,以及我們怎么知道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災難。我相信,愛因斯坦也想知道一些他解不開的問題,是否已經有答案。

“您是對的,大自然的各種力必須統一,但是您未能解決這個問題的理由是,那個時候只知道有兩種力:重力與電磁力,而我們現在知道有四種力在作用。統一場論統御了宇宙的所有交互作用,而強核力與弱核力就占了半壁。”

我會告訴愛因斯坦,為了證實他的巨大質量會產生坐標系拖曳的理論,我們發射了人造衛星環繞地球。我會解釋自己的理論,顯示循環光束的重力場也會造成坐標系拖曳。“我們正在更深入瞭解,您的廣義相對論對時間與空間本質的闡述。”我會告訴他,循環光束的重力場不僅造成坐標系拖曳效應,而且根據我的計算,它還可能導致時間的封閉迴圈,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進行時光旅行,回到過去。

你可能想問,那我覺得,愛因斯坦會替我的時光旅行理論背書嗎?

這個嘛,我想他不會照單全收。我想他會說:“把你的計算給我看。”

我很想知道,愛因斯坦有沒有讀過那本啟發我很深的書:《時光機器》。我希望他也讀過。事實上,一九三〇年在倫敦的一場宴會中,愛因斯坦與威爾斯都出席了。在臺上的愛因斯坦認出了威爾斯,他說自己很高興見到這位小說家,“他對於人生的觀點,特別吸引我”。

公園長椅上的一小時談話行將結束,在愛因斯坦回去做為時代受景仰的人物之前,我一定會這樣說:“愛因斯坦博士,謝謝您的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以及您為全人類所做的、無與倫比的貢獻。我個人還要特別感謝您,因為您是我畢生夢想的鼓舞者。”
(頁276-278。)



Ronal Mallett 馬雷特教授
《時光旅人》
















馬雷特、韓德森著、陳可崗譯:《時光旅人》(Time Traveler),臺北:天下遠見,2008年。


2010年11月26日星期五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 陈寅恪之死》



1

至此,歷史的筆觸已可以在年近80的陳寅恪的靈魂深處探尋。探尋這位心實已死、只餘軀殼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師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儘管這非常困難,印痕已渺不可辨。

據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若去看望陳寅恪,須先向歷史系的掌權者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能登門探問,但數年間她還是有一些機會與陳寅恪見面。

有次,陳寅恪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通識”如陳寅恪,竟有如此一問,其悲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見。又有一次,陳寅恪對前來探望他的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回答:“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寅恪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多年後,回首往事,黃萱這樣說:“我的回話陳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東西又怎忍欺騙先生?陳先生的學識恐怕沒有什麽人能學,我更不敢說懂得其中的一成。”

陳寅恪這些話表明,“沒有參加運動”的老人,對形勢並不陌生,他的思維依然清晰與敏銳。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畫檢查交待,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據個別看過這些書面交代的人回憶,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間人人都不能不寫的套話,但真正最能顯示陳寅恪心態與風骨的,還是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1967年4月2日,陳寅恪便有這樣的一紙“聲明”:“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系,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二十年間,晚年的陳寅恪為歷史留下了多份“聲明”及申述書函,從用詞到行文風格,這份“聲明”與陳寅恪以往的“聲明”極為相似,當是陳寅恪發自內心情感的 文字無疑。在最混亂的1967年,陳寅恪式的“尊嚴”,一有機會仍頑強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跡近難尋。那麽,支撐著這位早幾年已平靜地等待死 亡降臨的文化大師,度過一千多個恐怖與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麽呢?一份當年中山大學編寫的“形勢報告”,有一段充滿了極“左”語言的敘述,為我們猜測陳寅恪在這三年的精神狀態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料。在陳寅恪生命最後的一年,中山大學對“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聲稱‘不吃中國面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海裏,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巖岩石腦袋見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無限上綱上線、極盡斷章取義之能事等等做法早為世人所厭惡,所以“文革”期間的材料可信程度應打上問號。但陳寅恪“一直態度十分惡劣”, 引起革命群眾“憤恨至極”,則完全有可能折射出歷史的真實-陳寅恪縱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學當年的“總結”或“形勢報告”一類的材料中,對“反動學術 權威”一類的人用上“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等評語,並咒罵“就讓他帶著花崗巖腦袋見上帝去吧”.需知,這樣的語言還是來自比較“正規”的校方正式文件、學習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陳寅恪“興亡遺恨尚如新”一句詩,出自《論再生緣》中陳寅恪感嘆與陳端生感同身受而吟詠的一首七絕。詩雲:“紅杏青松畫已陳,興亡遺 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歸去,腸斷看花舊日人”。“造反派”們只是憑直覺認為“興亡遺恨”與新舊政權有關。中山大學前歷史系教授何肇發二十多年後這樣認為,幸虧當年“造反派”根本讀不懂陳寅恪的詩,不然陳寅恪極有可能當場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據知情者回憶,“文革”期間“造反派”曾令金應熙等人“注釋”陳寅恪的詩作。故陳寅恪的“反動詩作”也成為陳寅恪的一條罪狀。

“不甘心”的陳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殘存了一千多個日子,直到耗盡了最後一縷不平之氣。從1959年陳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開表達“死” 的意志開始,“死亡”的話題從此若隱若現地伴隨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頑強地活著。當無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來解脫生命所不能隨的屈辱與重壓時,甚有條件自行了斷此生的陳寅恪,卻表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誌。

陳寅恪的“不甘心”,絕非如“造反派”所認為的為了“蔣家王朝”。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檔案中,明確地記載著這兩個“備戰”風雲甚濃烈的年頭,陳寅恪對形勢有如此判斷,“他對國民黨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陸表示懷 疑”。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他(陳寅恪)表示高興,認為我國有了核力量將會更加強大。”這些記載表明,陳寅恪對當時中國 共產黨的力量分析與評估,體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睿智。

陳寅恪的“不甘心”,也許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而他作為一個學人所表現出來的氣節,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慘遭蹂躪為代價,經受了平生以來最殘酷的一次考驗!


2


陳寅恪沒有死於精神崩潰,而是死於生理機能再也無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陳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幫兇的一物-有線廣播的高音嗽叭。

“文革”時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惟有很多“革命行動”顯得步調有序、反應迅捷,其“功勞”首推這種高音喇叭。在運動中,它是一種極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時對於很多被批鬥者來說,它傳遞著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

東南區1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有兩年多的時間,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時期,陳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在這段歲月陳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殘,想來其真相已永遠不足為外人道 矣。造反者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便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以聽覺達到摧殘的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 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了陳寅恪的床前,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淚寫成的《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顫顫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 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

陳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嚇死的,但梁夫人為這一野蠻行徑添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陳寅恪的心臟病日趨嚴重。

折磨,在1967年1月後進入高潮。陶鑄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號的“造反派”紛紛上門逼令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黑關系”。用“慘無人道”一詞來形容,並不為過。1967年夏,唐篔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大概是在這個時候,陳寅恪寫下一幅“遺恨塞乾坤”的預挽愛妻的對聯。聯雲: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對泣”的古典,比喻為夫妻共守窮困;“廢殘難豹隱”,道盡人生的無奈:天欲絕陳,先毀其目,後奪其足,即便命運如此,欲覓一避世隱居處了此殘生也不 可求。這副“預輓妻聯”語氣極之淒涼,在生命快將終結之時,歷史與現實強加給人生的各種“俗累”逐漸隱去,最古樸的一種情懷開始彌漫。生命經歷了數十年的奮進、搏鬥、掙紮後,終於又回復到它最樸質的本色:自它誕生之日起,便有萬般憂愁,活著是一種痛苦。陳寅恪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副對聯,非是文化意義的,更非是政治意義的,而是人類永遠不能擺脫的一個感受-關於生命的苦難。

唐篔經年為病痛所困。在晚年,陳、唐兩人一直認為唐篔將先陳寅恪而去,這也是陳寅恪在唐篔生前預撰挽聯的一個內情。在1967、1968年之際,這對四十載相依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這段時期,陳寅恪向校方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內雲:“一,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 至。二,唐篔現擔任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作,和清潔工雜工工作,還要讀報給病人聽,常到深夜。精神極差。申請暫時保留這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 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個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如“嬰兒一般”失去旁人護理便無法生存的陳寅恪,在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憐惜之情。在陳寅恪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無限上綱上線的日子裏,陳寅恪的“申 請書”,無疑是用生命寫就的。

此時,陳、唐兩人相依相存的情勢已變成唐篔一人獨力撐承兩個生命的重荷。陳寅恪雖有兩個女兒同在中山大學工作,但二女兒早在 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兒也在1966年結婚遷出另築小家庭。革命的風暴也給這些“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帶來很大的傷害。陳家女兒們除了要參加運動,平時還不敢隨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來批判。在鬥爭陳寅恪時,據說陳寅恪的親屬中也有人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陳寅恪是大特務,陳家女兒也 是特務”。親屬中還有貼大字報雲“要堅決劃清界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千萬個家庭親情的傷害,也在陳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對於實際上已“死”過許多回的人來說,所有的傷害已變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3


死亡的氣息終於逼近。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1號2樓已住了16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陳寅恪的死亡。“文革”結束後,陳寅恪獲得“平反”,當年迫令陳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釋為:“因為‘工宣隊’看中這座樓房用來作指揮部。”一位 對陳寅恪晚年甚為了解的友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1969年1月29日,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百萬知識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片刻的喘息機會。19天后,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來臨。給予知識分子以“出路”的這個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陳寅恪的命運。

1969年3月5日。中山大學在一份<堅決落實毛主席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對於舊知識分子的反動學術權威要主義加以區別。像陳寅恪,一貫利用學術,堅持反動立場,惡毒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應劃為反動學術權威,要把他們批得比狗屎還要臭。以後,給予一定的生活費,養起來作反面教員”。不能給陳寅恪“出路”的癥結就在這里。其時陳寅恪已搬到西南區50號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環境,已不成樣子的家,並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這 一年已走到盡頭。

在這最後的時刻,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校園大部分人(包括陳寅恪兩個女兒)都去了“五•七幹校”,只有革委會與“工宣隊” 等權力機構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文革”結束後,校方傳出陳寅恪在最後的日子裏還“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這個說法,正是源自這段“革委會”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的時期。真相如何,恐怕永遠都不可探究。因為直到陳寅恪死後,中山大學的有關材料依然用充滿了“階級仇恨”的語調,評價“比狗屎還要臭”的陳寅恪的所謂政治態度。死不悔改的陳寅恪,死後依然遭到詛咒。而民間的傳說,則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據說陳寅恪臨終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門查看,陳寅恪斷斷續續表達了兩個觀點,一爲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二是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其時中國與前蘇聯在珍寶島地區發生了一連串武裝衝突,兩國總理爲此就邊界地地區領土問題舉行爲世界矚目的外交談判,陳寅恪為此事而表態,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問題徵詢過陳氏的意見。而“行將就木”的歷史學家承認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表名陳寅恪最終與共產黨“劃清了界線”——這就是這個傳說最傳神的一筆,當年人們已這樣理解陳寅恪。民間傳說很生動,似乎也“很可信”!


比較肯定的情形是,在這生命最後的二百來天裡,陳寅恪已瘦得不成樣子,少數親朋好友偷偷登門看望,他也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年10月7日晨5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旅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痹而含冤去世。

陳寅恪死得很平淡。一個卓越的知識分子這樣死去,在那個年代很普通,很常見。經年的苦難一朝得結束,於陳寅恪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壯留給了後人。

對自己的結局,有一點是陳寅恪預測落空的,那就是他先愛妻而去。正因為這樣,在他去世後,令人很傷痛的一件事發生了。45天之後,1969年11月21日晚8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篔亦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篔死於心臟病、腦出血。但在這四十五天中,唐篔從容為自己安排後事。她囑咐從四川趕來幫忙料理陳寅恪後事的大女兒流求,若她死後不必再從四川來廣州了;并一再寄語三個女兒要好好團結。在這45天中,唐篔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安排考慮到了,她曾對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唐篔去世後,她這種異乎尋常的安排便解開了生與死的謎底。

死,是輕而易舉的。唐篔大半生靠藥物維系著生命,只需停藥數天,生命的苦痛與哀傷便永遠結束。18年前,“我敬姐誌節”的唐篔曾滿懷感傷之情寫下<哭從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詩,詩中兩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並以敬懷的筆觸寫下這樣兩句:“姐母殉夫死,姐亦傳其烈”。18年後,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顯現。71歲的唐篔,平靜地了斷了纏繞71年的人生之淒苦。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亦為陳寅恪而死。陳寅恪的人生,應該延續到1969年11月21 日這一天。


4

命運各異,但悲劇卻相似。

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來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終歸宿吧!
    
陳序經先生
     
陳序經,在1963年兼任廣東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文革”期間,陳序經因嶺南大學那段經歷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和“國民黨 特務”,受到專案審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陳序經,在南開大學面積僅6平方米的臨時居所裏突然去世。“造反派”堅持說陳序經是畏罪自殺,結果解剖屍體表明,陳序經死於心臟病突發,時年64歲。陳序經身後遺下四、五百萬字的著述。陳序經死後,他暫存在中山大學的三千多冊珍貴書籍被學校 後勤部門當廢紙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共得款127元零2角。

周壽愷,五十年代後期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第二附屬醫院院長、教授。“文革”期間因在四十年代曾為湯恩伯、俞大維、陳誠等人看過病而受到一連串的迫 害與淩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周壽愷被秘密地關押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飽受摧殘折磨。1970年6月15日,對內分泌學素有研究與建樹的周壽凱,因 “造反派”拖延時日不給醫治而死於胃出血,年僅64歲。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因精神苦悶憂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僅六十二歲。

劉節,是運動初期在康樂園第一個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間,劉節共遭受六十多場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鬥爭完畢,紅衛兵們仍意猶未盡,當場喝令劉 節“不準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結果,在拳打腳踢與怒罵聲的夾擊下,年已花甲的劉節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學的大禮堂。當社會傳出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不堪受辱自殺身亡的消息後,劉節卻這樣對人說,“翦伯贊死得不值,每回開會批判我,我就在心裏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學 一份<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對劉節有這樣的記述,“劉節舊思想仍頑固,在學習班上還說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共產主義精神,還大談他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義。”

1971年“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楊榮國走紅,與“尊孔”的劉節形成尖銳的對立。楊、劉兩人十余年間的恩恩怨怨糾纏已變成一個不可化解的死結。劉節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劉節死於喉癌,終年76歲。劉節身後遺下12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濕,絕大部分讓蟲蟻蛀蝕掉,剩下的殘卷不足兩箱。

吳宓,“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1970年代初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場批鬥中吳 宓左腿被“扭折”,從此只能倚杖艱難地行立;雙目又因白內障一度“全盲”。陳寅恪晚年遭受“臏足盲目”的痛苦,吳宓都經歷到了。這位畢生都具有書生氣的學 人,在“文革”期間有這樣一個“笑話”:吳宓知道“造反派”即將來抄家,他想到了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便急忙請求一個親友將日記運走。待這件事安排妥當,吳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將此事詳盡記錄下來。後來吳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吳宓的日記。但抄家者卻發現了吳宓述“日記運走事”的那個簿子,遂按圖索驥最終還是將吳宓視作畢生心血的日記悉數抄走。

“迂”得可愛的吳宓,在1971年9月8日給中山大學寄去一信,探詢陳寅恪夫婦的“生死情況。”歷二十余年“新風尚”的洗禮,改變不了的還是人生的本色。在這封給中山大學校方的信中,吳宓有“國立中山大學”,“宓1894年生,在美國哈佛大學與陳寅恪先生同學”等與“文化大革命”極不合時宜的語句。其時距陳、唐兩人去世已近兩年。1978年1月17日,時年84歲的吳宓去世。可算高壽的吳宓,如何度過最後屈辱的十年,歷史當還有許多“待發之覆”。

黃萱,1966年7月離開陳寅恪回到歷史系參加運動。儘管這位善良的女性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陳寅恪的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在“揭發批判”最緊張的日子裏,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樓,曾掛出一條從樓頂拖到樓底的巨幅標語,上書“黃萱與陳寅恪同穿一條褲子”。陳寅恪死後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黃萱交待所謂“與陳寅恪的關係”、“為陳寅恪幹了些什麽壞事”等材料。

1969年,中山大學歷史系清查小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捕捉到一個“新動向”:逼令黃萱交出“從剝削階級家庭得來的不義之財”。該年歷史系一份總結報告逼真地描述了這一“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清查小組第一次找黃萱談話,“第一次面對面交鋒,黃萱就交出二萬元存款”。事後清查小組成員分析,第一次交鋒遠未觸及核心。第二次談話,清查小組規定黃萱反復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篇光輝著作”,“黃萱流下了眼淚”。結果,“第二次交鋒黃宣交出九萬元”,“第三次交鋒黃萱交出二十萬元”,“第四次交鋒黃萱再交出公債八百元”。在數天之間,“毛澤東思想顯示了巨大的威力”,“黃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萬勞動人民的血汗錢。”

但命運並沒有放過一生淡薄名利與金錢的黃萱。1970年,她摯愛的丈夫周壽愷怪遭折磨而死。其時她正在“五•七幹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後一眼,留下了終生的痛恨。六年後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奪走了她心愛的兩個小外孫。

至此,這位目睹了與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女性,已把“這個世界看透了”。當年,陳寅恪對自己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這樣的評價:“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開始住在廣州,後移居故土廈門。在鼓浪嶼那座寬闊的別墅裏,這位陳寅恪晚年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超然世外,日觀雲海, 夜聽濤聲,依然勤奮地讀書,靜靜地感覺日子的流逝。

拿得起,放得下。陳氏知黃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陳寅恪的不滿。這是迄今僅見的陳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檔案記錄。“文革”期間端木正再受沖擊。1979 年中山大學恢復成立法律學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後兼任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最年長的法官。在陳寅恪晚年信賴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目睹了歷史的滄桑變化,他有幸在晚年能為祖國貢獻自己的熱和光。

歷史畢竟在前進!



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聯經,1997年,頁471-485。

2010年11月23日星期二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因此,我又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