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復觀：《怎樣當一個大學生？》 （1958年 ）

《怎樣當一個大學生？》

1958年      徐復觀

誰考取了大學，誰便當大學生，似乎不應該發生“怎樣當”的問題。

     假使要拿它來當作一個問題看，則一方面大學生只是讀書求學，問題簡單到不必多談。但另一方面，則個人的個性不同，興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問題復雜得使人無從談起。

不過，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現實生活是否感覺有問題,主要關系於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體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最先是被動地刺激反應，根本不感覺到有問題的階段；其次是開始有主動的思考力、評斷力，到處發生懷疑，到處提出問題的階段；最后則是通過懷疑而發現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決問題之途的階段。儘管多數人只停留在第一階段中便混過一生，也有人則又背負著人世無窮無數的問題以沒世。但就人生發展常態說，一個人當他走進了大學，應當是屬於開始對人生提出問題的階段，而大學生當面的問題便是“怎樣當一個大學生”。同時，每個問題，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個個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種共同探索的嘗試。

聯合國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在巴黎夏宮，通過了人權委員會經過鉅大共同努力後所起草的《世界人權宣言》，此一宣言雖因國際間許多微妙情形，尚未能得到所有國家的批準（我國已批準），以致未能付之實施；但宣言的本身，確是人類經過了兩次大戰及極權統治的慘痛教訓後，為了求得人能過著“人地生活”的保障，所獲得的偉大地成就。在宣言短短的三十個條文中，其中第二十六條有一項特別規定“父親、母親，有優先選擇其子女所受教育種類的權利。”當我初看到此一條款時，發生了無窮的感慨。二十世紀人類的災難，竟嚴重到把未成熟的學生作野心家獵取私利權利的工具，致使人權委員會的先生們，為了要保障這些無辜的廉價羔羊，只有乞靈於人類古老的傳統——親子之愛。由此，不難想見，現在的大學生，要能合情合理地過一個大學生的生活，實際上，乃是一種非常艱辛之事。

每一個民族，只看它有沒有好好的經過一個啟蒙運動的歷史，即可了解它還是在發展抑或是在停滯，乃至是在墮退。就人的一生來說，大學生活，應該是相當於啟蒙運動的階段。啟蒙運動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權威來為每個人作主。因此，大學生是理性高於一切，懷疑多於信仰的生活時代。當然，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權威？什么是由理性而來的權威？什么是由權威所假冒的理性？這不是一個大學生所能容易辨別清楚的。何況在現代，有許多力量正在有計劃地攪擾大學生的理性，這種攪擾工作，甚至從幼稚園便已開始。不過，我可以斷言：向一個幼稚心靈去作整套說教的東西，這一定是不敢訴之於人類理性而只能訴之於人類習慣性的不懷好意的東西；不勸人在其本位上去作正常的努力，而經常要人離開本位去幹些漫天過海的勾當，這一定不是正常人所幹的正常勾當。所謂理性，常是無權無勢的人們所積累而來；權威，則常係建基於權勢之上，與現實利害有密切地關係。所以一個大學生首先應當有這樣的一種覺悟；即是，大學生的生活態度，應當漸漬沉浸於理性之中，而高視闊步於世俗利害之上。用舊的詞句來表達，則一方面要“從善服義”，一方面又要“倜儻不羈”。而作為這種態度的根底的，則要求有一副幹凈的心靈，和磊落的氣概。假使在大學生時代，腦筋裡即盤滿了現實上的小利小害，乃至許多庸腔俗套，這將說明此人一整生將過著茍且趨蹌地可憐生活；其汙濁之氣，會累住他既上不了天堂，更擋不住自己良心在剎那間的反省。

然則，大學生除了讀書追求理性以外，對不對時代負責？對不對國家民族負責？是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既是大學生做學問的最高準繩？我對這一點的答覆，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一個人當他做實驗演算，乃至讀一本古典，順著一天理路去追求結論時，他的精神要洗汰得至虛至靈，乃至成為無己的、無我的狀態，此時如何能夾雜得其他的半絲半毫的東西？但忘掉自己去追求真理，結果還是為了充實自己，擴大自己。所以就求學時的當下精神來說，一定是為學問而學問，為知識而知識。但就求學的根本動機，及求學的整個歸結來說，則一定是為了對時代負責，對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來負責。時代的要求，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要求，才是一個智識分子生活的最高規律。因此，雖然凡是可以成為知識的東西，都有學問上的價值；但其中與時代問題密切相關的，必然要擺放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優秀的心靈和力量。在這苦難的時代，也有人關緊房門，背著時代，幹點雞零狗碎地無關痛癢的工作，認為這即表示了學術的崇高純潔。但夷考其實，則此種人，常常是在表面上離開現實，而事實上乃不斷地向現實討便宜，以助成現實的黑暗面。揭穿了說，這是以時代的血和淚來作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這種象牙之塔，實際只是魔宮裡的更衣室。若以此來鳴高，并以此來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殘酷的狡獪。所以我覺得“以天下為己任”，過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學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為己任，並非說每一個大學生，應當加入到“天下”的現實中去實際的幹；相反的，在人生的全歷程中，大學是積蓄知識能力的時代，而不是使用知識能力的時代。因此，大學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確的說，是要把知當作行的時代。所以，大學生應當由對於時代、現實的密切關心，而去知道時代，知道現實；但不能，也不應該，馬上去參加時代，參加現實。正如Korff在其《人間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第一章所說，為了要了解一種事實，常常須要從事實後退一步，與事實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知識青年參加現實的目的，是要把現實加以推進改造。不了解現實，而去參加現實，常常掉入在現實的泥淖中，以致隨波逐流，結果成為現實的犧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應當從天下的現實中後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書本上，退到科學研究的最新結論上；站在這種書本上、結論上，來看現實的問題，而不讓現實問題中所夾帶的現實利害遮蔽了人類理性的成果；要使現實問題隨著理性之光來迴轉，而不使理性之光隨著現實的利害來擺動。只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真精神，則在大學時期，退到書本上愈深，退到實驗室裏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學生的本分，盡到了大學生的本分，同時也就真正擔負了時代在這一方面的責任。而在這種盡本分的純潔無私的心靈活動中，不把學術與天下國家連成一片不止。世上儘有強調只管個人作學問，不要關心時代痛癢的人，這是因為在此種人的內心深處，常藏有骯臟不堪告人之隱。我過現代的悲劇，從某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來自五十年以來，少數守本分、盡本分的大學生，在精神上卻與時代隔絕，讓不守本分、不盡本分的大學生，在學校裏操縱學校的風氣，出到社會，又操縱了現實的政治社會的風氣。今日的大學生，若有誌於挽救我們自身的悲劇，應當 從自己不扮演悲劇的角色做起。

然則現在大學中，有許多與學術活動無關的活動，大學生是否可以一概不參加？我不敢作此主張。但我卻可以說，所有這類的活動，在大學生的生活中，都不能居於重要的地位。儘管以專門推動這類活動為職業的人，一天多一天，一天有力一天。更重要的是，大學生參加此類活動，恐怕不應出之於“行其所信”態度，而只是出 之以“知其所行”的態度。對大學生而言，一切都是知的對象，都是研究評判的對象。所以大學生參加到學術以外的活動，既不是信仰，也不是反對，更不是敷衍，而只是為了要知道他，要研究評判它。大學生是以理性之光去與現實相連接，而不是以行動來與現實相連接。在大學生時代能作一個強有力的理性之人，將來到社會才能做一個強有力的行動之人。過早的投向現實，也像過分的早婚，實際上只意味著人生的不幸。

我在上面說過，大學生是理性高於一切，懷疑多於信仰的生活時代；又說過，在大學生時代，能作一個強有力的理性之人，將來出到社會，才能做一個強有力的行動之人。但這裏可能發生兩種誤解：第一、順著西方文化的傳統和今日大學的實況，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識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第二、因為我針對大學生本分以外的事物而將“行動之人”從大學生中劃分出去，容易誤認大學生只顧求知而可以遠離行動實踐。其實，道德理性，應當是知識科學理性的動力及其承載力。而大學生由道德理性的自覺，自然不能僅限於追求成為一個知識之人；勢必在當下的大學生活的本分中，成為一個堅強的行動之人，實踐之人。在知識的跛形發展中，不能伸長出完整的人格，最後也會扼殺知識的源泉，這正是現代文明的危機、病態，須要我們加以超剋的。

科學本身是“非道德”的，但并非“反道德”的。科學家在求知的過程中，不須要道德的判斷；但科學家出到實驗室以外，他依然是一個普通的人，依然要發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於社會、國家、世界所發生的重大問題，依然會有所思、有所感，而發生應當不應當的問題。所以世界上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如愛因斯坦之流，必然會有他們的道德精神，乃至宗教意識。這種精神意識，與他們的實驗、演算，直接無關，卻是他們作為一個人所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實驗演算以外，更一無所有的現實之人。并且僅就科學本身來說，一個人的科學工作，必須要有一種科學精神來加以擔當；沒有科學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學工作。所謂科學精神，乃是把科學的客觀要求，在自己的生活體現出來，使其成為能適應、擔當科學工作的生活態度。由此可知，作為一個科學家的精神狀態，必定比普通人的精神狀態昇進一步。單就這一點說，這便是常為一般科學家所不曾意識到，但實際上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種道德形態。至於無我無私的人生境界，乃是科學家遇到的家所共同要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更不待論。近來有些人扛著科學的招牌來反對道德，反對價值判斷，這多半是出於世紀末的精神變態，根本值不得提的。

大學生要追求知識，既是作知識理性的活動；只有在書本子上、在實驗室中去花費工夫；而追求的成績，也只有在書本上、在實驗室中去求得證驗。這種活動是向外追求，是以外在之物為其對象的。但人類文化的發展，在向外追求達到某一階段後，常會引起對內的反省，而要求自己知道自身，換言之，開始能有道德理性的自覺。蘇格拉底所以能在希臘文化中佔一重要地位，正因為他代表了希臘文化發展中的此一轉向。就人的一生來說，在牙牙學語以後，便質問這是什麽，那是什麽，但很難提出自己是什麽的問題。多少人，從生到死都不會提出這類的問題。由此可知，從反省而來的道德理性的自覺，必須發生於人的發育相當成熟以後，而成為人格向上昇進的指標。此一指標並不限於大學生；但作為一個大學生，便應該有這種自覺，便應該要求這種自覺。在這裏，用得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老話。

道德理性的自覺，并不像只是理性的追求一樣，要向外去花費那末多的氣力，而只在於每一個人的提撕警惕的一念之間。道德理性實踐的證明，并不要通過邏輯演算實驗，而只是表現於當下的日常生活之上。這里我不能作深一層的敘述，而只能簡單指出“人類文化努力的方向，一是如何了解自然，因而控制自然；另一是如何了解自己，克制自己，因而建立人與人的和平而合理的關係。所以道德理性自覺的最顯著的徵候是：除了自己以外，尚知道有旁人；為自己著想，同時要為旁人著想。由此而發為行為，便是爲了自己而努力，同時也在可能范圍之內，爲他人而努力，為了團體二努力；最低限度，重視自己的生活興趣，但決不因自己的生活興趣而妨礙到他人的興趣。在這里，對自己的責任感和對他人的責任感是連成一片的。大學的本身即是一個社會。在社會中有個體，有由各個個體互相關連所形成的群體。只要肯留心人類命運的人，便不難在歷史中發現人類許多災難，主要是來自個體與群體得不到均衡；而人類在文化上的許多努力，也主要是指向如何能使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能互相調劑。所以大學生的道德理性實踐，乃是要求個體與群體之間都能處得恰到好處，使大學裡有個性的發揮，有群體的和諧，形成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和平而合理的社會生活。此種生活，用中國的舊名詞說，即是禮樂的人生；（禮以別異，所以保障個體；樂以合同，所以諧和群體。）用現在的新名詞說，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大學生只有在大學裡面能有民主生活方式的實踐，能以忠恕之道而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才能期望他本身其所學得的知識，出去爲一個民主的社會國家而奮鬥。民主的社會國家，才是適於人類生存的世界。

上面那段話中，尚有許多地方須要加以申述，但在這樣一個感興的短文中是辦不到的。現在我只就一般大學的實際生活中，稍稍加以指點。假定有一種學生，成天的興之所至，目無他人，在他許多無意識的行為中，給願意用功的學生以生活上的擾亂，並且一抓到機會，便佔同學的一點便宜，權利則爭先，義務便退後；這種學生一定會討厭先生，討厭書本，討厭實驗室，討厭敦品好學的同學；這種學生的結果，大家不難推想，他不成爲廢物，便會成爲害蟲的。假定一個大學中讓這種學生的影響一天一天的擴大，乃至成為一個大學的風氣，則整個學校的工作無疑是毒瓦斯的制造廠。此種事實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是沒有自覺的人對自己沒有責任感，所以對他人便也沒有責任感，這正證實了成己者才能成物，害物者也一定害己。所以道德的自覺一定表現在“人己雙成”的上面。第二、沒有起碼的道德自覺，一定會影響到自己的功課，影響到旁人的功課。這正證實了道德理性是知識理性的動力，是知識理性的承載力。因此，所謂擔當人類命運的大學生，應該是把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統一於自己的人格之中，而將其實現於求知工作及群己諧和的日常生活之上；使一座大學成爲以道德爲基底的現代智慧之塔。人類的新生，文化的新生，便從這裏開始了。

載《東風》第一卷第三、四期        一九五八年四、六月
 

左起徐復觀、牟宗三與唐君毅

徐復觀著，黎漢基、李明輝編：《怎樣當一個大學生？》，《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年，頁1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