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布條：
“跪久了，站起來遛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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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門 ：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
天安門事發時期安徽宣城水東鄉小學生：
“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
有人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毛說：
“兩千萬”。毛又說：“兩千萬算什麽，我們一個福建省就有幾千萬。”中國歷代皇帝沒有一個敢講出這種無情的話。沒有。
“兩千萬”。毛又說：“兩千萬算什麽，我們一個福建省就有幾千萬。”中國歷代皇帝沒有一個敢講出這種無情的話。沒有。
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陳平原談大學中文系
陳平原談大學中文系（節選：末段）
學習本國的語言、文學，這符合社會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實際上，這些年中文系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很不錯，甚至比不少“熱門專業”還要好。所謂市場需要什麽，我們教什麽，以便學生找工作時“專業對口”，這個路子，我認為是不對的。市場千變萬化，今年搶手，明年就可能滯銷。與其學會“屠龍術”， 還不如健身強體。有很好的學習、思維、表達的能力，做什麽都可以。關鍵是“素質”，而不是“技能”——我說的是本科階段的教學目標。過於強調“技術性”， 那叫“培訓學校”，不叫“大學”。文史哲這類人文學科，是無用之用，是大用。為了迎合市場，讓學生追逐“雕蟲小技”，大學會越走越低。
中文系曾經那麽輝煌，現在有點被邊緣化，大家感慨萬分，但不該被“悲情”所籠罩。在今天這麽個喧囂的時代，需要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和發展路向，有所堅 持，也有所創新。我堅信，當眼下五光十色浮華侈靡的大幕退去，學術重歸平靜，人文學科應該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學作為一個知識共同體，需要專業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對於營建校園氛圍、塑造大學風貌、體現精神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學科。這一點，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馬雷特、韓德森著《時光旅人》
得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一九〇五年），也是公認的“愛因斯坦神奇之年”。那一年，愛因斯坦一口氣發表了五篇論文，首度獲得國際上的令譽：第一篇討論光電效應，文中說明了光的粒子性；第二篇討論如何測量分子的大小；第三篇討論布朗運動，展示了分子的存在；第四篇提出狹義相對論；第五篇補充他的狹義相對論，包括發表後立即家喻戶曉的質能互換公式：E = mc2。才不過二十六歲，愛因斯坦已經光芒畢露，有許多教授及研究的的職位任他選擇。
（頁69。）
當更多對於時光機器的涉及與操作的理解一一浮現，突然間我恍然大悟：我的時光機器只能將時光旅行者帶回到機器啟動的那一刻，早一秒鐘都不行！
為什么我不能早一點發現呢？我不知道，或許這又是因為我過于近觀的問題，以致於對大局失焦了吧。我終於明白，當第一部能載人的時光機器真正出現時，我們的後代將可能搭乘時光機器來拜訪我們；然而，我們將永遠不可能重返過去，拜訪我們的祖先！
（頁245-246。）
從我的計算推論，返回過去的時光旅行，只可能回到第一部成功的時光機器啟動的那一瞬間，這倒解決了霍金及其他人所提出的質疑。他們的問題是：如果回到過去的旅行在某一天成為可能，為何我們至今尚未接待過來自未來的旅客？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我們見不到時光旅客來臨的原因是，第一部可用的時光機器還沒有接通電源。可以輸送人類的時光機一旦啟動，未來的人類才會有通往我們這里的港口，我們才可能真正開始接待來自未來的旅客，然而，遠在這之前，我們可能會先接收到經由時光機器傳來的訊息，初期的時光機器只能發出和接受比較初級形式的東西，例如無線電信號之類，而不是人類。
（頁269-270。）
假如愛因斯坦可以回來逗留一小時，而我們又可以在公元的長椅坐下來，一起聊天，我很好奇自己會跟他說什么。我想，我會先告訴他，他一定不敢相信，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宇宙，大部分都以他的研究為基礎，譬如，大霹靂理論，以及我們怎么知道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災難。我相信，愛因斯坦也想知道一些他解不開的問題，是否已經有答案。
“您是對的，大自然的各種力必須統一，但是您未能解決這個問題的理由是，那個時候只知道有兩種力：重力與電磁力，而我們現在知道有四種力在作用。統一場論統御了宇宙的所有交互作用，而強核力與弱核力就占了半壁。”
我會告訴愛因斯坦，為了證實他的巨大質量會產生坐標系拖曳的理論，我們發射了人造衛星環繞地球。我會解釋自己的理論，顯示循環光束的重力場也會造成坐標系拖曳。“我們正在更深入瞭解，您的廣義相對論對時間與空間本質的闡述。”我會告訴他，循環光束的重力場不僅造成坐標系拖曳效應，而且根據我的計算，它還可能導致時間的封閉迴圈，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進行時光旅行，回到過去。
你可能想問，那我覺得，愛因斯坦會替我的時光旅行理論背書嗎？
這個嘛，我想他不會照單全收。我想他會說：“把你的計算給我看。”
我很想知道，愛因斯坦有沒有讀過那本啟發我很深的書：《時光機器》。我希望他也讀過。事實上，一九三〇年在倫敦的一場宴會中，愛因斯坦與威爾斯都出席了。在臺上的愛因斯坦認出了威爾斯，他說自己很高興見到這位小說家，“他對於人生的觀點，特別吸引我”。
公園長椅上的一小時談話行將結束，在愛因斯坦回去做為時代受景仰的人物之前，我一定會這樣說：“愛因斯坦博士，謝謝您的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以及您為全人類所做的、無與倫比的貢獻。我個人還要特別感謝您，因為您是我畢生夢想的鼓舞者。”
（頁27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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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al Mallett 馬雷特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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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旅人》 |
馬雷特、韓德森著、陳可崗譯：《時光旅人》（Time Traveler），臺北：天下遠見，2008年。
2010年11月26日星期五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 陈寅恪之死》
1
至此，歷史的筆觸已可以在年近80的陳寅恪的靈魂深處探尋。探尋這位心實已死、只餘軀殼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師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儘管這非常困難，印痕已渺不可辨。
據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若去看望陳寅恪，須先向歷史系的掌權者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能登門探問，但數年間她還是有一些機會與陳寅恪見面。
有次，陳寅恪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通識”如陳寅恪，竟有如此一問，其悲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見。又有一次，陳寅恪對前來探望他的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回答：“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寅恪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多年後，回首往事，黃萱這樣說：“我的回話陳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東西又怎忍欺騙先生？陳先生的學識恐怕沒有什麽人能學，我更不敢說懂得其中的一成。”
陳寅恪這些話表明，“沒有參加運動”的老人，對形勢並不陌生，他的思維依然清晰與敏銳。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畫檢查交待，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據個別看過這些書面交代的人回憶，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間人人都不能不寫的套話，但真正最能顯示陳寅恪心態與風骨的，還是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1967年4月2日，陳寅恪便有這樣的一紙“聲明”：“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系，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二十年間，晚年的陳寅恪為歷史留下了多份“聲明”及申述書函，從用詞到行文風格，這份“聲明”與陳寅恪以往的“聲明”極為相似，當是陳寅恪發自內心情感的 文字無疑。在最混亂的1967年，陳寅恪式的“尊嚴”，一有機會仍頑強地展示。
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跡近難尋。那麽，支撐著這位早幾年已平靜地等待死 亡降臨的文化大師，度過一千多個恐怖與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麽呢？一份當年中山大學編寫的“形勢報告”，有一段充滿了極“左”語言的敘述，為我們猜測陳寅恪在這三年的精神狀態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料。在陳寅恪生命最後的一年，中山大學對“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聲稱‘不吃中國面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海裏，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巖岩石腦袋見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無限上綱上線、極盡斷章取義之能事等等做法早為世人所厭惡，所以“文革”期間的材料可信程度應打上問號。但陳寅恪“一直態度十分惡劣”， 引起革命群眾“憤恨至極”，則完全有可能折射出歷史的真實－陳寅恪縱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學當年的“總結”或“形勢報告”一類的材料中，對“反動學術 權威”一類的人用上“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等評語，並咒罵“就讓他帶著花崗巖腦袋見上帝去吧”.需知，這樣的語言還是來自比較“正規”的校方正式文件、學習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陳寅恪“興亡遺恨尚如新”一句詩，出自《論再生緣》中陳寅恪感嘆與陳端生感同身受而吟詠的一首七絕。詩雲：“紅杏青松畫已陳，興亡遺 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歸去，腸斷看花舊日人”。“造反派”們只是憑直覺認為“興亡遺恨”與新舊政權有關。中山大學前歷史系教授何肇發二十多年後這樣認為，幸虧當年“造反派”根本讀不懂陳寅恪的詩，不然陳寅恪極有可能當場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據知情者回憶，“文革”期間“造反派”曾令金應熙等人“注釋”陳寅恪的詩作。故陳寅恪的“反動詩作”也成為陳寅恪的一條罪狀。
“不甘心”的陳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殘存了一千多個日子，直到耗盡了最後一縷不平之氣。從1959年陳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開表達“死” 的意志開始，“死亡”的話題從此若隱若現地伴隨著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頑強地活著。當無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來解脫生命所不能隨的屈辱與重壓時，甚有條件自行了斷此生的陳寅恪，卻表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誌。
陳寅恪的“不甘心”，絕非如“造反派”所認為的為了“蔣家王朝”。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檔案中，明確地記載著這兩個“備戰”風雲甚濃烈的年頭，陳寅恪對形勢有如此判斷，“他對國民黨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陸表示懷 疑”。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他（陳寅恪）表示高興，認為我國有了核力量將會更加強大。”這些記載表明，陳寅恪對當時中國 共產黨的力量分析與評估，體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睿智。
陳寅恪的“不甘心”，也許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而他作為一個學人所表現出來的氣節，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慘遭蹂躪為代價，經受了平生以來最殘酷的一次考驗！
2
陳寅恪沒有死於精神崩潰，而是死於生理機能再也無法忍受非人的折磨。
令陳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幫兇的一物－有線廣播的高音嗽叭。
“文革”時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惟有很多“革命行動”顯得步調有序、反應迅捷，其“功勞”首推這種高音喇叭。在運動中，它是一種極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時對於很多被批鬥者來說，它傳遞著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
東南區1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有兩年多的時間，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時期，陳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在這段歲月陳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殘，想來其真相已永遠不足為外人道 矣。造反者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便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以聽覺達到摧殘的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 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了陳寅恪的床前，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淚寫成的《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顫顫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 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活活給嚇死了。
陳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嚇死的，但梁夫人為這一野蠻行徑添了一個有力的旁證。
陳寅恪的心臟病日趨嚴重。
折磨，在1967年1月後進入高潮。陶鑄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號的“造反派”紛紛上門逼令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黑關系”。用“慘無人道”一詞來形容，並不為過。1967年夏，唐篔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大概是在這個時候，陳寅恪寫下一幅“遺恨塞乾坤”的預挽愛妻的對聯。聯雲：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對泣”的古典，比喻為夫妻共守窮困；“廢殘難豹隱”，道盡人生的無奈：天欲絕陳，先毀其目，後奪其足，即便命運如此，欲覓一避世隱居處了此殘生也不 可求。這副“預輓妻聯”語氣極之淒涼，在生命快將終結之時，歷史與現實強加給人生的各種“俗累”逐漸隱去，最古樸的一種情懷開始彌漫。生命經歷了數十年的奮進、搏鬥、掙紮後，終於又回復到它最樸質的本色：自它誕生之日起，便有萬般憂愁，活著是一種痛苦。陳寅恪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副對聯，非是文化意義的，更非是政治意義的，而是人類永遠不能擺脫的一個感受－關於生命的苦難。
唐篔經年為病痛所困。在晚年，陳、唐兩人一直認為唐篔將先陳寅恪而去，這也是陳寅恪在唐篔生前預撰挽聯的一個內情。在1967、1968年之際，這對四十載相依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這段時期，陳寅恪向校方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內雲：“一，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 至。二，唐篔現擔任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作，和清潔工雜工工作，還要讀報給病人聽，常到深夜。精神極差。申請暫時保留這位老工友，協助廚房工作，協助扶持斷 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頭暈，有時扶不住，幾乎兩個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資廿五元，飯費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為老工友開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無人可請醫生，死了也無人知道。”如“嬰兒一般”失去旁人護理便無法生存的陳寅恪，在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憐惜之情。在陳寅恪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無限上綱上線的日子裏，陳寅恪的“申 請書”，無疑是用生命寫就的。
此時，陳、唐兩人相依相存的情勢已變成唐篔一人獨力撐承兩個生命的重荷。陳寅恪雖有兩個女兒同在中山大學工作，但二女兒早在 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兒也在1966年結婚遷出另築小家庭。革命的風暴也給這些“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帶來很大的傷害。陳家女兒們除了要參加運動，平時還不敢隨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來批判。在鬥爭陳寅恪時，據說陳寅恪的親屬中也有人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陳寅恪是大特務，陳家女兒也 是特務”。親屬中還有貼大字報雲“要堅決劃清界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千萬個家庭親情的傷害，也在陳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對於實際上已“死”過許多回的人來說，所有的傷害已變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3
死亡的氣息終於逼近。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1號2樓已住了16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後果，便是加速了陳寅恪的死亡。“文革”結束後，陳寅恪獲得“平反”，當年迫令陳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釋為：“因為‘工宣隊’看中這座樓房用來作指揮部。”一位 對陳寅恪晚年甚為了解的友朋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陳寅恪不搬家，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1969年1月29日，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百萬知識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片刻的喘息機會。19天后，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來臨。給予知識分子以“出路”的這個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陳寅恪的命運。
1969年3月5日。中山大學在一份<堅決落實毛主席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對於舊知識分子的反動學術權威要主義加以區別。像陳寅恪，一貫利用學術，堅持反動立場，惡毒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應劃為反動學術權威，要把他們批得比狗屎還要臭。以後，給予一定的生活費，養起來作反面教員”。不能給陳寅恪“出路”的癥結就在這里。其時陳寅恪已搬到西南區50號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環境，已不成樣子的家，並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這 一年已走到盡頭。
在這最後的時刻，甚少有人知道陳寅恪的真實生存狀態。校園大部分人（包括陳寅恪兩個女兒）都去了“五•七幹校”，只有革委會與“工宣隊” 等權力機構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文革”結束後，校方傳出陳寅恪在最後的日子裏還“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這個說法，正是源自這段“革委會”偶爾派人上門察看一番的時期。真相如何，恐怕永遠都不可探究。因為直到陳寅恪死後，中山大學的有關材料依然用充滿了“階級仇恨”的語調，評價“比狗屎還要臭”的陳寅恪的所謂政治態度。死不悔改的陳寅恪，死後依然遭到詛咒。而民間的傳說，則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據說陳寅恪臨終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門查看，陳寅恪斷斷續續表達了兩個觀點，一爲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二是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其時中國與前蘇聯在珍寶島地區發生了一連串武裝衝突，兩國總理爲此就邊界地地區領土問題舉行爲世界矚目的外交談判，陳寅恪為此事而表態，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問題徵詢過陳氏的意見。而“行將就木”的歷史學家承認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表名陳寅恪最終與共產黨“劃清了界線”——這就是這個傳說最傳神的一筆，當年人們已這樣理解陳寅恪。民間傳說很生動，似乎也“很可信”！
比較肯定的情形是，在這生命最後的二百來天裡，陳寅恪已瘦得不成樣子，少數親朋好友偷偷登門看望，他也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
1969年10月7日晨5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旅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痹而含冤去世。
陳寅恪死得很平淡。一個卓越的知識分子這樣死去，在那個年代很普通，很常見。經年的苦難一朝得結束，於陳寅恪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壯留給了後人。
對自己的結局，有一點是陳寅恪預測落空的，那就是他先愛妻而去。正因為這樣，在他去世後，令人很傷痛的一件事發生了。45天之後，1969年11月21日晚8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篔亦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篔死於心臟病、腦出血。但在這四十五天中，唐篔從容為自己安排後事。她囑咐從四川趕來幫忙料理陳寅恪後事的大女兒流求，若她死後不必再從四川來廣州了；并一再寄語三個女兒要好好團結。在這45天中，唐篔連一些細微的事情也安排考慮到了，她曾對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唐篔去世後，她這種異乎尋常的安排便解開了生與死的謎底。
死，是輕而易舉的。唐篔大半生靠藥物維系著生命，只需停藥數天，生命的苦痛與哀傷便永遠結束。18年前，“我敬姐誌節”的唐篔曾滿懷感傷之情寫下<哭從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詩，詩中兩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並以敬懷的筆觸寫下這樣兩句：“姐母殉夫死，姐亦傳其烈”。18年後，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顯現。71歲的唐篔，平靜地了斷了纏繞71年的人生之淒苦。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亦為陳寅恪而死。陳寅恪的人生，應該延續到1969年11月21 日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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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各異，但悲劇卻相似。
讓我們看看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來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終歸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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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序經先生 |
陳序經，在1963年兼任廣東暨南大學校長，1964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文革”期間，陳序經因嶺南大學那段經歷被懷疑是“美國特務”和“國民黨 特務”，受到專案審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體很好的陳序經，在南開大學面積僅6平方米的臨時居所裏突然去世。“造反派”堅持說陳序經是畏罪自殺，結果解剖屍體表明，陳序經死於心臟病突發，時年64歲。陳序經身後遺下四、五百萬字的著述。陳序經死後，他暫存在中山大學的三千多冊珍貴書籍被學校 後勤部門當廢紙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共得款127元零2角。
周壽愷，五十年代後期任中山醫學院副院長，並兼任第二附屬醫院院長、教授。“文革”期間因在四十年代曾為湯恩伯、俞大維、陳誠等人看過病而受到一連串的迫 害與淩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周壽愷被秘密地關押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飽受摧殘折磨。1970年6月15日，對內分泌學素有研究與建樹的周壽凱，因 “造反派”拖延時日不給醫治而死於胃出血，年僅64歲。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因精神苦悶憂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僅六十二歲。
劉節，是運動初期在康樂園第一個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間，劉節共遭受六十多場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鬥爭完畢，紅衛兵們仍意猶未盡，當場喝令劉 節“不準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結果，在拳打腳踢與怒罵聲的夾擊下，年已花甲的劉節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學的大禮堂。當社會傳出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不堪受辱自殺身亡的消息後，劉節卻這樣對人說，“翦伯贊死得不值，每回開會批判我，我就在心裏背誦詩詞，會開完了，詩詞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學 一份<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對劉節有這樣的記述，“劉節舊思想仍頑固，在學習班上還說儒家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共產主義精神，還大談他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義。”
1971年“林彪事件”後，“評法批儒”的風雲人物楊榮國走紅，與“尊孔”的劉節形成尖銳的對立。楊、劉兩人十余年間的恩恩怨怨糾纏已變成一個不可化解的死結。劉節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劉節死於喉癌，終年76歲。劉節身後遺下12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濕，絕大部分讓蟲蟻蛀蝕掉，剩下的殘卷不足兩箱。
吳宓，“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折磨，1970年代初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場批鬥中吳 宓左腿被“扭折”，從此只能倚杖艱難地行立；雙目又因白內障一度“全盲”。陳寅恪晚年遭受“臏足盲目”的痛苦，吳宓都經歷到了。這位畢生都具有書生氣的學 人，在“文革”期間有這樣一個“笑話”：吳宓知道“造反派”即將來抄家，他想到了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便急忙請求一個親友將日記運走。待這件事安排妥當，吳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將此事詳盡記錄下來。後來吳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吳宓的日記。但抄家者卻發現了吳宓述“日記運走事”的那個簿子，遂按圖索驥最終還是將吳宓視作畢生心血的日記悉數抄走。
“迂”得可愛的吳宓，在1971年9月8日給中山大學寄去一信，探詢陳寅恪夫婦的“生死情況。”歷二十余年“新風尚”的洗禮，改變不了的還是人生的本色。在這封給中山大學校方的信中，吳宓有“國立中山大學”，“宓1894年生，在美國哈佛大學與陳寅恪先生同學”等與“文化大革命”極不合時宜的語句。其時距陳、唐兩人去世已近兩年。1978年1月17日，時年84歲的吳宓去世。可算高壽的吳宓，如何度過最後屈辱的十年，歷史當還有許多“待發之覆”。
黃萱，1966年7月離開陳寅恪回到歷史系參加運動。儘管這位善良的女性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陳寅恪的命運也就是她的命運。在“揭發批判”最緊張的日子裏，中山大學圖書館的大樓，曾掛出一條從樓頂拖到樓底的巨幅標語，上書“黃萱與陳寅恪同穿一條褲子”。陳寅恪死後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黃萱交待所謂“與陳寅恪的關係”、“為陳寅恪幹了些什麽壞事”等材料。
1969年，中山大學歷史系清查小組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捕捉到一個“新動向”：逼令黃萱交出“從剝削階級家庭得來的不義之財”。該年歷史系一份總結報告逼真地描述了這一“革命行動”的全過程：清查小組第一次找黃萱談話，“第一次面對面交鋒，黃萱就交出二萬元存款”。事後清查小組成員分析，第一次交鋒遠未觸及核心。第二次談話，清查小組規定黃萱反復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篇光輝著作”，“黃萱流下了眼淚”。結果，“第二次交鋒黃宣交出九萬元”，“第三次交鋒黃萱交出二十萬元”，“第四次交鋒黃萱再交出公債八百元”。在數天之間，“毛澤東思想顯示了巨大的威力”，“黃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萬勞動人民的血汗錢。”
但命運並沒有放過一生淡薄名利與金錢的黃萱。1970年，她摯愛的丈夫周壽愷怪遭折磨而死。其時她正在“五•七幹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後一眼，留下了終生的痛恨。六年後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奪走了她心愛的兩個小外孫。
至此，這位目睹了與經歷了太多苦難的女性，已把“這個世界看透了”。當年，陳寅恪對自己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這樣的評價：“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歲的黃萱悄然退休，開始住在廣州，後移居故土廈門。在鼓浪嶼那座寬闊的別墅裏，這位陳寅恪晚年重要的歷史見證人，超然世外，日觀雲海， 夜聽濤聲，依然勤奮地讀書，靜靜地感覺日子的流逝。
拿得起，放得下。陳氏知黃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陳寅恪的不滿。這是迄今僅見的陳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檔案記錄。“文革”期間端木正再受沖擊。1979 年中山大學恢復成立法律學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後兼任中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最年長的法官。在陳寅恪晚年信賴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目睹了歷史的滄桑變化，他有幸在晚年能為祖國貢獻自己的熱和光。
歷史畢竟在前進！
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聯經，1997年，頁471-485。
2010年11月23日星期二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因此，我又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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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先生 |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王水照、朱剛著：《蘇軾評傳》，蘇軾榮譽力量的 “ 自我拯救 ”
……據說是宋神宗在一片誅殺聲中曲意保護了他，實際上誰都明白，蘇軾得以度過險境，保留性命，所憑借的真正的力量，絕非誰的保護，而是他自己的學術文章在天地間的巨大榮譽。
王水照、朱剛著：《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5－86。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徐復觀：《怎樣當一個大學生？》 （1958年 ）
《怎樣當一個大學生？》
1958年 徐復觀
誰考取了大學，誰便當大學生，似乎不應該發生“怎樣當”的問題。
假使要拿它來當作一個問題看，則一方面大學生只是讀書求學，問題簡單到不必多談。但另一方面，則個人的個性不同，興趣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問題復雜得使人無從談起。
不過，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現實生活是否感覺有問題,主要關系於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乃至生活意境。一般人的生活意境，在一生中，大體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最先是被動地刺激反應，根本不感覺到有問題的階段；其次是開始有主動的思考力、評斷力，到處發生懷疑，到處提出問題的階段；最后則是通過懷疑而發現人生的方向，以走上解決問題之途的階段。儘管多數人只停留在第一階段中便混過一生，也有人則又背負著人世無窮無數的問題以沒世。但就人生發展常態說，一個人當他走進了大學，應當是屬於開始對人生提出問題的階段，而大學生當面的問題便是“怎樣當一個大學生”。同時，每個問題，有其特殊性的方面，也有其共同性的方面。特殊性的方面，可以留待個個人去思考；共同性的方面，不妨大家作一種共同探索的嘗試。
聯合國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在巴黎夏宮，通過了人權委員會經過鉅大共同努力後所起草的《世界人權宣言》，此一宣言雖因國際間許多微妙情形，尚未能得到所有國家的批準（我國已批準），以致未能付之實施；但宣言的本身，確是人類經過了兩次大戰及極權統治的慘痛教訓後，為了求得人能過著“人地生活”的保障，所獲得的偉大地成就。在宣言短短的三十個條文中，其中第二十六條有一項特別規定“父親、母親，有優先選擇其子女所受教育種類的權利。”當我初看到此一條款時，發生了無窮的感慨。二十世紀人類的災難，竟嚴重到把未成熟的學生作野心家獵取私利權利的工具，致使人權委員會的先生們，為了要保障這些無辜的廉價羔羊，只有乞靈於人類古老的傳統——親子之愛。由此，不難想見，現在的大學生，要能合情合理地過一個大學生的生活，實際上，乃是一種非常艱辛之事。
每一個民族，只看它有沒有好好的經過一個啟蒙運動的歷史，即可了解它還是在發展抑或是在停滯，乃至是在墮退。就人的一生來說，大學生活，應該是相當於啟蒙運動的階段。啟蒙運動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權威來為每個人作主。因此，大學生是理性高於一切，懷疑多於信仰的生活時代。當然，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權威？什么是由理性而來的權威？什么是由權威所假冒的理性？這不是一個大學生所能容易辨別清楚的。何況在現代，有許多力量正在有計劃地攪擾大學生的理性，這種攪擾工作，甚至從幼稚園便已開始。不過，我可以斷言：向一個幼稚心靈去作整套說教的東西，這一定是不敢訴之於人類理性而只能訴之於人類習慣性的不懷好意的東西；不勸人在其本位上去作正常的努力，而經常要人離開本位去幹些漫天過海的勾當，這一定不是正常人所幹的正常勾當。所謂理性，常是無權無勢的人們所積累而來；權威，則常係建基於權勢之上，與現實利害有密切地關係。所以一個大學生首先應當有這樣的一種覺悟；即是，大學生的生活態度，應當漸漬沉浸於理性之中，而高視闊步於世俗利害之上。用舊的詞句來表達，則一方面要“從善服義”，一方面又要“倜儻不羈”。而作為這種態度的根底的，則要求有一副幹凈的心靈，和磊落的氣概。假使在大學生時代，腦筋裡即盤滿了現實上的小利小害，乃至許多庸腔俗套，這將說明此人一整生將過著茍且趨蹌地可憐生活；其汙濁之氣，會累住他既上不了天堂，更擋不住自己良心在剎那間的反省。
然則，大學生除了讀書追求理性以外，對不對時代負責？對不對國家民族負責？是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既是大學生做學問的最高準繩？我對這一點的答覆，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一個人當他做實驗演算，乃至讀一本古典，順著一天理路去追求結論時，他的精神要洗汰得至虛至靈，乃至成為無己的、無我的狀態，此時如何能夾雜得其他的半絲半毫的東西？但忘掉自己去追求真理，結果還是為了充實自己，擴大自己。所以就求學時的當下精神來說，一定是為學問而學問，為知識而知識。但就求學的根本動機，及求學的整個歸結來說，則一定是為了對時代負責，對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來負責。時代的要求，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要求，才是一個智識分子生活的最高規律。因此，雖然凡是可以成為知識的東西，都有學問上的價值；但其中與時代問題密切相關的，必然要擺放在求知的第一位，而集注以最優秀的心靈和力量。在這苦難的時代，也有人關緊房門，背著時代，幹點雞零狗碎地無關痛癢的工作，認為這即表示了學術的崇高純潔。但夷考其實，則此種人，常常是在表面上離開現實，而事實上乃不斷地向現實討便宜，以助成現實的黑暗面。揭穿了說，這是以時代的血和淚來作建造象牙之塔的水泥。這種象牙之塔，實際只是魔宮裡的更衣室。若以此來鳴高，并以此來向青年立教，那才真是殘酷的狡獪。所以我覺得“以天下為己任”，過去有出息的秀才是如此，今日有出息的大學生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以天下為己任，並非說每一個大學生，應當加入到“天下”的現實中去實際的幹；相反的，在人生的全歷程中，大學是積蓄知識能力的時代，而不是使用知識能力的時代。因此，大學生的本分，是在知而不在行；更正確的說，是要把知當作行的時代。所以，大學生應當由對於時代、現實的密切關心，而去知道時代，知道現實；但不能，也不應該，馬上去參加時代，參加現實。正如Korff在其《人間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第一章所說，為了要了解一種事實，常常須要從事實後退一步，與事實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知識青年參加現實的目的，是要把現實加以推進改造。不了解現實，而去參加現實，常常掉入在現實的泥淖中，以致隨波逐流，結果成為現實的犧牲品。因此，真正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應當從天下的現實中後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書本上，退到科學研究的最新結論上；站在這種書本上、結論上，來看現實的問題，而不讓現實問題中所夾帶的現實利害遮蔽了人類理性的成果；要使現實問題隨著理性之光來迴轉，而不使理性之光隨著現實的利害來擺動。只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真精神，則在大學時期，退到書本上愈深，退到實驗室裏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學生的本分，盡到了大學生的本分，同時也就真正擔負了時代在這一方面的責任。而在這種盡本分的純潔無私的心靈活動中，不把學術與天下國家連成一片不止。世上儘有強調只管個人作學問，不要關心時代痛癢的人，這是因為在此種人的內心深處，常藏有骯臟不堪告人之隱。我過現代的悲劇，從某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來自五十年以來，少數守本分、盡本分的大學生，在精神上卻與時代隔絕，讓不守本分、不盡本分的大學生，在學校裏操縱學校的風氣，出到社會，又操縱了現實的政治社會的風氣。今日的大學生，若有誌於挽救我們自身的悲劇，應當 從自己不扮演悲劇的角色做起。
然則現在大學中，有許多與學術活動無關的活動，大學生是否可以一概不參加？我不敢作此主張。但我卻可以說，所有這類的活動，在大學生的生活中，都不能居於重要的地位。儘管以專門推動這類活動為職業的人，一天多一天，一天有力一天。更重要的是，大學生參加此類活動，恐怕不應出之於“行其所信”態度，而只是出 之以“知其所行”的態度。對大學生而言，一切都是知的對象，都是研究評判的對象。所以大學生參加到學術以外的活動，既不是信仰，也不是反對，更不是敷衍，而只是為了要知道他，要研究評判它。大學生是以理性之光去與現實相連接，而不是以行動來與現實相連接。在大學生時代能作一個強有力的理性之人，將來到社會才能做一個強有力的行動之人。過早的投向現實，也像過分的早婚，實際上只意味著人生的不幸。
我在上面說過，大學生是理性高於一切，懷疑多於信仰的生活時代；又說過，在大學生時代，能作一個強有力的理性之人，將來出到社會，才能做一個強有力的行動之人。但這裏可能發生兩種誤解：第一、順著西方文化的傳統和今日大學的實況，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識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第二、因為我針對大學生本分以外的事物而將“行動之人”從大學生中劃分出去，容易誤認大學生只顧求知而可以遠離行動實踐。其實，道德理性，應當是知識科學理性的動力及其承載力。而大學生由道德理性的自覺，自然不能僅限於追求成為一個知識之人；勢必在當下的大學生活的本分中，成為一個堅強的行動之人，實踐之人。在知識的跛形發展中，不能伸長出完整的人格，最後也會扼殺知識的源泉，這正是現代文明的危機、病態，須要我們加以超剋的。
科學本身是“非道德”的，但并非“反道德”的。科學家在求知的過程中，不須要道德的判斷；但科學家出到實驗室以外，他依然是一個普通的人，依然要發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於社會、國家、世界所發生的重大問題，依然會有所思、有所感，而發生應當不應當的問題。所以世界上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如愛因斯坦之流，必然會有他們的道德精神，乃至宗教意識。這種精神意識，與他們的實驗、演算，直接無關，卻是他們作為一個人所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實驗演算以外，更一無所有的現實之人。并且僅就科學本身來說，一個人的科學工作，必須要有一種科學精神來加以擔當；沒有科學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學工作。所謂科學精神，乃是把科學的客觀要求，在自己的生活體現出來，使其成為能適應、擔當科學工作的生活態度。由此可知，作為一個科學家的精神狀態，必定比普通人的精神狀態昇進一步。單就這一點說，這便是常為一般科學家所不曾意識到，但實際上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種道德形態。至於無我無私的人生境界，乃是科學家遇到的家所共同要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更不待論。近來有些人扛著科學的招牌來反對道德，反對價值判斷，這多半是出於世紀末的精神變態，根本值不得提的。
大學生要追求知識，既是作知識理性的活動；只有在書本子上、在實驗室中去花費工夫；而追求的成績，也只有在書本上、在實驗室中去求得證驗。這種活動是向外追求，是以外在之物為其對象的。但人類文化的發展，在向外追求達到某一階段後，常會引起對內的反省，而要求自己知道自身，換言之，開始能有道德理性的自覺。蘇格拉底所以能在希臘文化中佔一重要地位，正因為他代表了希臘文化發展中的此一轉向。就人的一生來說，在牙牙學語以後，便質問這是什麽，那是什麽，但很難提出自己是什麽的問題。多少人，從生到死都不會提出這類的問題。由此可知，從反省而來的道德理性的自覺，必須發生於人的發育相當成熟以後，而成為人格向上昇進的指標。此一指標並不限於大學生；但作為一個大學生，便應該有這種自覺，便應該要求這種自覺。在這裏，用得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老話。
道德理性的自覺，并不像只是理性的追求一樣，要向外去花費那末多的氣力，而只在於每一個人的提撕警惕的一念之間。道德理性實踐的證明，并不要通過邏輯演算實驗，而只是表現於當下的日常生活之上。這里我不能作深一層的敘述，而只能簡單指出“人類文化努力的方向，一是如何了解自然，因而控制自然；另一是如何了解自己，克制自己，因而建立人與人的和平而合理的關係。所以道德理性自覺的最顯著的徵候是：除了自己以外，尚知道有旁人；為自己著想，同時要為旁人著想。由此而發為行為，便是爲了自己而努力，同時也在可能范圍之內，爲他人而努力，為了團體二努力；最低限度，重視自己的生活興趣，但決不因自己的生活興趣而妨礙到他人的興趣。在這里，對自己的責任感和對他人的責任感是連成一片的。大學的本身即是一個社會。在社會中有個體，有由各個個體互相關連所形成的群體。只要肯留心人類命運的人，便不難在歷史中發現人類許多災難，主要是來自個體與群體得不到均衡；而人類在文化上的許多努力，也主要是指向如何能使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能互相調劑。所以大學生的道德理性實踐，乃是要求個體與群體之間都能處得恰到好處，使大學裡有個性的發揮，有群體的和諧，形成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和平而合理的社會生活。此種生活，用中國的舊名詞說，即是禮樂的人生；（禮以別異，所以保障個體；樂以合同，所以諧和群體。）用現在的新名詞說，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大學生只有在大學裡面能有民主生活方式的實踐，能以忠恕之道而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才能期望他本身其所學得的知識，出去爲一個民主的社會國家而奮鬥。民主的社會國家，才是適於人類生存的世界。
上面那段話中，尚有許多地方須要加以申述，但在這樣一個感興的短文中是辦不到的。現在我只就一般大學的實際生活中，稍稍加以指點。假定有一種學生，成天的興之所至，目無他人，在他許多無意識的行為中，給願意用功的學生以生活上的擾亂，並且一抓到機會，便佔同學的一點便宜，權利則爭先，義務便退後；這種學生一定會討厭先生，討厭書本，討厭實驗室，討厭敦品好學的同學；這種學生的結果，大家不難推想，他不成爲廢物，便會成爲害蟲的。假定一個大學中讓這種學生的影響一天一天的擴大，乃至成為一個大學的風氣，則整個學校的工作無疑是毒瓦斯的制造廠。此種事實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是沒有自覺的人對自己沒有責任感，所以對他人便也沒有責任感，這正證實了成己者才能成物，害物者也一定害己。所以道德的自覺一定表現在“人己雙成”的上面。第二、沒有起碼的道德自覺，一定會影響到自己的功課，影響到旁人的功課。這正證實了道德理性是知識理性的動力，是知識理性的承載力。因此，所謂擔當人類命運的大學生，應該是把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統一於自己的人格之中，而將其實現於求知工作及群己諧和的日常生活之上；使一座大學成爲以道德爲基底的現代智慧之塔。人類的新生，文化的新生，便從這裏開始了。
載《東風》第一卷第三、四期 一九五八年四、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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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徐復觀、牟宗三與唐君毅 |
徐復觀著，黎漢基、李明輝編：《怎樣當一個大學生？》，《徐復觀雜文補編－思想文化卷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年，頁100-109。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張景云《別叫青年文化背黑鍋》
……把這種宏觀圖景縮近到身邊的微觀圖景，我們或者應該反躬自問，如果我們不愿意看到我們的子女沒有目標的游蕩，“無聲”濫交，沉迷於聲色享樂，看到電視打什么商品廣告就難以抑制購買的沖動，我們當初為什么到處興建購物中心，為什么不在市內到處設置青少年休閑文化場所，為什么盲目抄襲西方的消費文化，為什么不在學校和家庭內外廣泛推行健康的性教育？發展規劃有偏誤，缺乏整全性的目標，不以“人的發展”為依歸，當然得承擔起沉重的文化/人本代價，而青年文化則是這代價最尖銳的表征。
張景云著：《云無心，水東長》，雪蘭莪：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19。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倪匡《倪匡吾寫又寫①·背詩記愚》
當年，西遷，心想“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漫長日夜，不知如何打發，先得安排一下。於是訂了三年計劃。
由於向來喜歡李商隱詩，計劃把義山詩都背誦下來，以為不是很多，可是一看全集，逾千首，就已經傻了眼。仍然一咬牙：一天背一首，三年時間，也就成事了。
實行起來，才知道什么叫做“主觀愿望不能成為客觀事實”。倒不是一天背不了一首，早上起來誦讀，義山詩句字義朦朧，并不難解，且可隨感覺而釋之，別饒奇趣。到傍晚，已可琅琅上口，負手閑步，洋洋自得，頗有學問長進之神態，睡也睡得香甜。
可是第二天起來，要將昨日所學復習一遍，準備搖頭晃腦開始吟哦怎知“擘大口得個窿”，昨天背熟了的句子，不知去了何處旅游，竟一句也找不回來了！
欲哭無淚之餘，只好退而求其次，一天背一首不行，兩天背一首，總可以了吧。於是重做讀生，直到背至滾瓜爛熟。
可是過了一夜，背熟了的句子，再次不知去向，再發狠，三天讀一首……一直到七天讀一首，第二天總算記住了，大喜，心想果然“鐵杵可以磨成針”。可是到了第三天，鐵杵還是鐵杵，不知何日方成針。
如此一來二去，花了一個月時間，記新的，忘舊的，根本無法成事，這才知道，已經過了記憶的期限，記憶力衰退到了不復存在的地步，一句話，背誦能力的配額用完了！
懊惱有背誦能力時沒有多背些？當然沒有用，只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就是放棄了這個偉大的計劃，還是大約十歲左右記下來的李商隱詩句，倒深入腦中，剷之不去，“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將之改動數字，成為“坐下時難起亦難，東西無力百骸殘”，一字記之曰老，哈哈，誰教汝少壯不努力！
倪匡著：《倪匡吾寫又寫》①，香港：明窗出版社，2008年，頁110-111。
2010年10月26日星期二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余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美國史學家一提到“歷史客觀性”的觀念便往往使人聯想到下面種種預設：如歷史世界客觀獨立于研究者的意識之外（所謂out there）；不受研究者的主觀解釋的影響；歷史世界是唯一無二的，研究者所能發現的歷史真理也只有一個，因為歷史真理必須符合歷史世界的實相；研究者對於歷史所提出的解釋是否與事實相符合完全看它是否對于一切相關的歷史事實都能處理得面面俱到；如果解釋與事實之間發生沖突，則必須尊重事實，放棄解釋；研究者自覺地清除一切偏見并運用嚴格的批評方法，不但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建立事實，而且可以找出史實之間的因果關係。總之，事實與價值之間，歷史與虛構之間，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49。
清代的考證學源於經典文獻的研究，與西方現代實證主義史學師法自然科學的模式大有不同：前者往往用詮釋方法以濟實證之窮。后者則與詮釋處於直接對立的位置。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0。
清風：歷史真理（真相）只有一個，我們唯有用現今世界存有的歷史資料、文獻，及以邏輯、合理的科學方法、分析方法，來補足、填補歷史的空白、空缺。
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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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 |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05。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相對世界的美麗：達賴喇嘛的科學智慧》
如果我們仔細評估人類倫理道德底層的哲學基礎，就會清楚的發現它們有一共通原則，就是知識能力和道德責任之間成正比關係。知識、能力越強的人，負的道德責任愈重。
清風：世界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得同步發展，方能達致和諧。當然這是很難達到的。但不代表就得放棄往這個“和諧”方向走去的機會。
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 — 敬悼錢賓四師》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發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 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池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 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 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麽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 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 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 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 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 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〇年 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 剛在這裏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念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 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 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 的房間，一張長桌已占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 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 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誌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 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麽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很多年以後，我才知 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 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盡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 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茍言笑的人。但是這 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盡量遷就學生的程 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 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裏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 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 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 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 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註意到他的眼睛是濕潤的。不用 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 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麽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 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裏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 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謂的 “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這種尊嚴使你在他面前永遠會守著言行上的某種分寸，然而又不覺得受到什麽權威的拘束。說老實話，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錢先生不但無權無勢，連吃飯都有困 難，從世俗的標準看，哪裏談得上“權威”兩 個字？這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幫助以後，特別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早期的新亞學生 和錢先生都是患難之交以後，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亞了，香港大學又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錢先生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當然遽速上升。但是就個人的親身 體驗而言，錢先生則依然故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發展以後的新亞遷到了嘉林邊道。我仍然不時到他的房間裏聊天，不過常不免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有一 次，一位剛剛追隨他的文史界前輩也恰好在座，忽然這位先生長篇大段地背誦起文章來了，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麽，錢先生有點尷尬地笑，原來他背誦的是錢先生幾十 年前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字。這一切都和錢先生本人毫不相幹。一九六〇年春季，錢先 生到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我曾兩度去奉謁，他和錢師母也兩 度到康橋來作客。他們臨行前，還和我們全家同去一個湖邊木屋住了幾天。我們白天劃船，晚上打麻將，這才恢復到我們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種交遊。錢先生還是 那麽自然、那麽率真、那麽充滿了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
上面描寫的錢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較完整地看到這一面也是出於特殊機緣造成的。錢先生從來不懂得嘩眾取寵，對於世俗之名也 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麽叫作“制造社會形象”或 “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對青年人說過分稱譽的話。除非有五十年代 香港的那種機緣，錢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為人發現的。他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那句話，深信不疑，而近於執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閑談時也不知提到了多少 次，但他並不是向我說教，不過觸機及此罷了。
上面說到我得到錢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以外，這也有外緣的關系我在新亞先後只讀了兩年半，正值新亞書院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常要奔走於香港與臺北之 間，籌募經費。一九五〇年 年底，他第一次去臺北，大約停留了兩三個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沒有開課。五一年冬他又去了臺北，不久便發生了在聯合國同誌會 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錢先生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所以整個五二年春季他都在臺灣療養。五二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 畢業生之一，但錢先生還沒有康復，以致竟未能趕回香港參加。所以我上錢先生的課，一共不過一個半學年而已。事實上，我有機會多向錢先生私下請益是在他傷愈 回港以後，也就是我畢業以後。
大概在一九五〇年秋季開學不久，我為了想比較深入地讀《國史大綱》，曾發憤作一種鉤玄提要的工夫，把書中的精要之處摘錄下來，以備自己參考。我寫成了幾條 之後，曾送呈錢先生過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外向他請教。錢先生的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你做這種筆記的工夫是一種訓練，但是你最 好在筆記本上留下一半空頁，將來讀到別人的史著而見解有不同時，可以寫在空頁上，以備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他的閑閑一語對我有很深的啟示，而且他透露出他 自己對學問的態度。《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認別人從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論 點、初學的人則應該在這些不同之處用心，然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話說，錢先生的系統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這個意思，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言”和“書成自序”中也隱約地表示過，但是對我而言，究竟不及當面指點，直湊單微，來得親切。從此以後，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斷，約束自己在讀別人的論 著—特別是自己不欣賞的觀點—時，盡量虛懷體會作者的用心和立論的根據。
這次以後，我曾不斷提出《國史大綱》中的具體論斷，請他說明為什麽要這樣說，而不那樣說。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鳴”。我漸漸明白原來他多年在北 大等校講授中國通史的過程中，讀遍了同時史學專家在一切重大關鍵問題上的研究文字，然後根據他自己的通史觀點而判定其異同取舍。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西魏府兵 制，他便向我說明他和陳寅悟的看法有何異同之處。他認為陳寅悟過分強調了宇文泰個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則寧可從胡漢勢力的消長上去著眼。他很 推崇陳寅悟的貢獻，但認為專題考證的具體結論和通史所需要的綜合論斷未必能完全融合無間。我舉此一例，以見《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 如金，語多涵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
我們討論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但重點總是在現代史學的演變方面。我從他的談論中，逐漸領悟到中國傳統學術一方面自有其分類和流變，另一方面又特別註重整體 的觀點。這是“專”與“通”的大問題。但是這一傳統和現代西方學術的專門化趨勢接觸以後，引起了許多有關如何溝通和融化的困難，一時無法解決如果單純地依 照西方的分類，各人選一專門的範圍去進行窄而深的斷代研究，當然也會有成績。但在熟諳中國傳統的人看來，總不免有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註重“通”的傳 統，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的道路，事實上又是研究者的時間、精力、聰明都不能允許的。錢先生走出了自己獨特的 “以通馭專”的道路。現在大家都把他當作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國史大綱》中“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 章尤其有絕大的見識，顯示了多方面的史學修養和現代眼光。在錢先生門下，以我所認識的人而言，嚴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後治人文地 理，都是受到錢先生的啟發和指導。一九五三年錢先生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三四個研究 生，我也在其中。但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由錢先生任導師。錢先生仍一再叮嚀，希望我不要過分註意斷代而忽略貫通，更不可把社會經濟 史弄得太狹隘，以致與中國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配合不起來：這仍然是“通”與“專”之 間的問題，不過錢先生的道路並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這個大問題也一 直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他也承認這個問題恐怕無法統一解決，只有憑各人性之所近，分途摸索。也許等到新的研究傳統真正形成了，這個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這裏又顯示了錢先生治學的另一面：他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是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並沒有陷人相對主義的泥淖。他相信，各種觀點都可以用之於中國史的研究，然而學術價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觀的標準，也不完全是時人的評價即能決定，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卷去，變成了吸塵器中的灰塵。這便回到“人不知而不慍”那個老話題上去了、但是他承認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 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可惜為戰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
錢先生回憶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的變遷，對我也極有吸引力。最初我只是為了好奇而向他追問各派的人物的性格和治學的長短及彼此間的關系，但久而久之，我對民 國學術思想史有了比較親切的認識。這一部分的知識更是書本上所找不到的。錢先生自民國十九年到北平以後，表面上他已進入了中國史學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 場和主流中的“科學”考證或“史料學”又 不盡相合。因此，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為投緣，甚至左派學人中也不乏和他談得來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範文瀾也十分註意他的著作。四十年代中，範文瀾開始編《中國通史簡編》，便頗取材於《國史大綱》，不過解釋不同而已。此外如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 繆鳳林、張其的也和他交往很密切。錢先生不在任何派系之中，使他比較能看得清各派的得失；他又有自己的觀點，所以論斷鮮明，趣味橫生。一九七一年以後，我每次到臺北去看他，只要話題轉到這一方面，他總是喜歡回憶這些學壇掌故。我曾一再請求他寫下來，為民國學術史留下一些珍貴的資料。這也許有助於他後來下決 心寫《師友雜憶》。但是《雜憶》的文字還是太潔凈、太含蓄了。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但讀者如果不具備相當的背景知識，恐怕很難體會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說言外之事了。
自從獲得錢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十小時之內，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歷了無數次。有些記憶本已隱沒甚久，現在也復活了起來。正如錢先生所說，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 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人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但是反之則不然，因為錢先生的生 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則毫無影響可言，最多不過如雪泥鴻爪，留下一點淺淺的印子而已。
這篇文字在情感波動中寫出，無暇修飾，也不能修飾，但所記僅僅是一個輪廓。在結束之前，讓我敘述一個剛剛發生的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富有象征的意義。
我在美國教學和研究已三十年，錢先生的著作當然是和我的工作分不開的。在我的朋友和學生之中，當然也有不少人因為我的指引才去細讀錢先生的著作。其中最明 顯的當然是Jerry Dennerline。前年（一九八八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的《錢穆和七房橋的世界》這是以《八十憶雙親》的譯註為基礎而寫成的專著。
但是三十年來，我並沒有利用任何機會去宣揚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好像要造成一個“學派”的樣子，這也是本於錢先生的精神同時，我深信“道假眾緣，復須時 熟”之說，揠苗助長是有害無利的。而且錢先生畢生所發揮是整個中國學術傳統，不是他個人的私見。過分強調或突出他個人的作用，不是擡高或擴大他，而是降低 或縮小他。他對章學誠“言公”和“謝名”的深旨，低回往復，不能自已，其故正在於是。
我個人幾十年來也沒有直接寫到錢先生的機會，因為我在美國的教學和研究都不涉及近代和現代的人物與思想。一年多以前，我接受了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邀請，在今年九月初參加一個討論世界各國 “民族史的概念”(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的學術會議。我想借此機會聽聽其他國家的專家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因此幾經考慮之後，決定參加。我的題目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史概念的變 遷”，論文期限本在六月底，但因為我七月初回臺北開會，加上其他事情，一直延至最近才趕寫了出來。這篇文字從章炳麟、梁啟超開始，最後一位代表，恰好是錢 先生。在我得到錢先生逝世消息的前幾個小時，我正在撰寫《國史大綱》所體現的民族史的意識。也許在他離開人世的那一剎那，就是我介紹《國史大綱》的時刻。 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麽感應之理呢？也許像我在上面所說的，由於他在我早期的生命中發生了塑造的力量，這種力量在他臨終前又從我的潛意識中湧現了出來。無論如 何，這總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巧合。但是使我備加哀痛的是：我不能不對這篇文字作一次最後的修改，添上了他的卒年，並且把動詞改為過去式。
錢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生命在內。
（本文作於一九九〇年）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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